无组织的邻避抗争联盟与抗争共振效应

在城市大型邻避冲突中,抗议者往往包括普通居民、学生、本地企业及其员工、地方政治精英、怀有抽象愤怒的人和外部公众等群体。体制内邻避抗议者的存在激发了体制外抗议者的抗争意愿。受政治机会结构的影响,不同身份的抗议者经常采取不同的抗争方式和策略,发挥不同的影响。抗议积极分子通过口头、互联网传播等方式构建抵制邻避设施的地方性共识,形成跨越社会阶层和社区的无组织的邻避抗争联盟,发起无组织的集体行动。不同阶层、社区、地域的抗议者的抗争可以形成抗争共振效应。无组织的抗争联盟难以协调统一的抗争方式、策略和行动纪律。抗议者跨越社区和社会阶层是城市大型邻避冲突与其他大多数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区别。     

邻避事件的性质与演变机制——基于近十年典型案例的研究

邻避事件包括温和型邻避事件和暴力型邻避事件。从动因和对抗程度看,许多邻避事件兼具维权和泄愤两种性质。这种双重性质也会体现在邻避冲突的演变过程中。在生态环境不如人意的背景下,许多民众不信任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保意愿。民众的体制内抗争往往无法实现其环境诉求,并容易演变为体制外的集体抗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刚性稳定常阻止抗争信息传播、打压积极分子及其体制外抗争活动。地方政府的不当处置可能激化矛盾,使温和型集体抗争演变为暴力型邻避事件。只要地方政府处理得当,邻避冲突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完善环境治理的催化剂。     

邻避冲突作为公众议程:一个描述性框架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邻避冲突是公众反对邻避设施建设的公众议程,试图打破原有的政策垄断。公众议程的建立需要公众风险意识的形成、利益感知、群体动员以及群体行动等过程,并通过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而使自身要求成功地转变为政府议程。公众议程建立的关键在于群体行动能施加在政府容忍底线之上的压力。减少邻避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将非制度化的公众议程嵌入到邻避设施的决策过程中,将现实冲突整合为一个有序、制度内的利益协商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优化邻避决策程序。     

“邻避”行动的社会生成机制

就国内的经验看,"邻避"行动既非居民的情感宣泄,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不同类型的邻避行动有着迥异的生成机制。经济理性、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三种行动逻辑分别主导着污染类、风险集聚类、心理不悦类三种典型"邻避"行动的生成过程。而社区压力与从众心理、社会信任缺失与无效的风险沟通以及居民过度的风险想象等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的联合作用让孤立的"邻避"行动演化为群体性"邻避"冲突成为可能。有关部门要清晰界定经济补偿方式的适用范围,切实尊重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权利,逐步恢复社会信任,化解"邻避"冲突时更多地考虑并满足居民的价值与情感诉求,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     

涟漪效应与官民共鸣:城市大型邻避冲突演变过程中的信息传播与动员

在一些城市的大型邻避冲突中,邻避信息传播和动员过程大致经历了关键人物的商议、地方精英的讨论、地方精英向亲友的传播、精英的亲友向普通大众的扩散、抗争积极分子借助媒介建构当地邻避共识、向外地公众求援和平息等七个阶段。邻避信息传播呈现从精英向大众扩散的涟漪效应。地方精英的亲友是联结地方精英与普通公众的纽带。地方精英及其亲友可能隐蔽地传播负面信息,甚至可能采取体制内的抗争行动。体制外的部分邻避行动者通过口头、互联网、手机传播有关邻避设施的负面信息并动员体制外的抗争行动,塑造当地舆论场,并试图影响外地舆论场和境外舆论场。体制内外行动者传播的抗争信息和采取的抗争行动可能产生彼此激励的抗争共鸣效应。涟漪效应和官民抗争共鸣也存在于其他一些政策议题之中。邻避信息传播本质上属于政治传播。     

消极改变政策决策: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分析

中国的邻避抗争实践挑战了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原因在于大部分见诸报端的邻避抗争事件成功地改变了政府决策,但最终却出现了政府邻避决策的回退现象。本文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分析邻避抗争为什么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既有政策安排,地方政府采用了何种回应邻避事件的方式来进行政策决策的消极改变。据此,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解析邻避事件的抗争过程、结构及其机理;二是阐释邻避事件如何成功改变政府决策行为。前者运用的是框塑理论(framing),后者采用政府回应的四维框架。最后,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已经严重阻碍了作为国家治理中观平台和区域背景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亟需消解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重点在于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     

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

邻避冲突常态化凸显地方治理乏力,亟待治理创新。应以国家治理理念和框架为基础重构邻避冲突治理体系,具体包括与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相协调,优化邻避风险项目源头治理;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破除邻避冲突治理碎片化;构建多维邻避风险认知治理体系,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实现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需要从以下路径进行推动:首先强化国家层面制度建设,健全府际协作机制,形成中央地方一体化治理;其次以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多主体参与的邻避风险监管、合理补偿、环保回馈等搭建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参与下的一极多元治理网络;还要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培育社会资本,以形成邻避冲突治理合力。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邻避冲突与治理机制

邻避冲突表面上看是公民对邻避设施产生的负外部性的一种理性抗争,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动员和社会政治过程,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非正义性的反映。环境正义理论包括承认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邻避设施选址过程中由于环境权保护不力、环境信息不公开、公民参与缺失,导致环境风险分配不均衡从而引起邻避冲突。因此,需要通过环境正义定量评价实现承认正义、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实现程序正义、通过利益补偿和社区回馈实现分配正义,防范和化解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邻避冲突。     

包容性治理:邻避冲突治理优化的新视角

邻避冲突作为一个国际性难题,对社会善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治理模式存在诸多问题,未来如何构建更为有效的邻避冲突治理模式值得大家共同思考。包容性治理以平等、参与、共享为核心理念,为邻避冲突治理优化提供了新视角。笔者在包容性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深入研究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及政府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探讨邻避冲突治理优化路径,以期为邻避困境的有效解决提供新的思路。     

“邻避冲突”理论及其对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城市公共设施要求越来越高,公共设施的建设引起“邻避冲突”现象越来越明显,邻避型群体事件也呈高发态势,治理邻避冲突风险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通过学术界关于“邻避冲突”理论研究的分析,梳理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探讨治理因邻避设施引起群体事件的策略,为各级政府化解邻避冲突风险提供有益的启示.     

地方政府为何选择协商治理?——以邻避冲突为中心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协商治理成为地方政府消解邻避冲突的主要方式，具有明显的示范扩散效应。既有研究对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关注不足。以27个邻避冲突案例为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邻避冲突消解中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形成机理。媒体关注、公众诉求、舆论热度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必要条件，行动策略和部门注意力则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充分条件，不同条件组合主要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政社联动型三种不同的驱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是压力回应机制、组织学习机制和治理竞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邻避冲突拓展至一般性公共治理领域，应重视协商治理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与价值，使其服务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     

环境邻避效应感知风险的建构逻辑与影响因素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邻避效应诱发群体冲突酿成社会稳定风险,邻避效应感知风险是重要影响因素。基于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专家与民众对邻避项目态度大相径庭的解释框架,提出邻避感知风险放大-消解演化链,分析并测度感知风险主观构建的影响因素及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杭州某加油站邻避事件调研发现政府、媒体、专家、熟人的行为态度会引起民众对风险认知的变化。通过感知风险偏差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得出政府决策民主程度、媒体对邻避设施相关知识普及以及信息公示程度对感知风险有消解作用;而公众权利意识、环保意识提升则会加剧邻避感知风险偏差。感知风险的消解作用能够降低民众的抗争意愿,因此为实现邻避冲突事件的防控和邻避风险调控,应采取由下而上的参与决策方式,注重风险沟通,同时媒体充分发挥邻避知识普及和项目信息宣传的媒介作用。     

环境正义视角下邻避冲突的化解:基于环境公民培育的分析

近年来,邻避冲突事件在我国各地接连上演。表面上看,邻避冲突的爆发是由民众反对邻避设施选址建设在"自家后院"的行为引起的,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此类问题的实质在于环境正义的缺失,是民众追求生存权、环境权等各项权利的环境正义运动。事实上,邻避冲突事件不仅包括危害社会稳定的负面功能,也蕴含着培育环境公民成长的积极性建构力量,而政府传统的邻避管控思维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因此,为推动环境公民的健康成长,政府就必须通过转变传统思维、弥补环境正义的缺失、同时承担起培育环境公民实质性责任的方式,来最终实现邻避冲突正面功能的最大发挥。     

邻避冲突的良善治理——基于公共治理理论框架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作为现代社会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大大小小的邻避冲突现象层出不穷。传统治理模式下,由于政府过分垄断决策权、掌握信息不充分、缺乏面向公众的诉求平台,邻避冲突往往得不到有效治理。结合公共治理理论,联系国外实践,文章论述了良善治理邻避冲突的可行途径:在良好的法律舆论环境下,引进多方主体参与,搭建与公众对话平台,加强社会对政府决策的监督,以实现善治。     

新时代邻避事件的防范和风险规避——以社会学为视角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各方面迅速发展,政府通过兴建公共设施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因邻避设施建设引发的邻避事件呈现出高发的趋势。政府在应对邻避事件过程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妨碍了邻避事件的有效解决,邻避事件的科学研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有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学视角分析邻避事件,有利于发现与预防邻避事件中的冲突现象,对更好地解决邻避事件具有积极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政府转型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治理变革也即政府转型。政府转型与社会转型密不可分,其关系应是良性循环互动关系。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与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树立并强化政府“大服务”理念、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等多维度推进政府转型。     

邻避冲突的成因分析及其治理工具选择——基于政策利益结构分布的视角

邻避冲突是当今政府治理中日益增生的公共问题,政策利益分布理论可以给予其成因合理的解释。邻避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对于社区居民来说,是成本集中—利益分散,但对于政府与企业来说则是成本分散—利益集中,这两种情况都是政策利益分布结构失衡的表现,是邻避冲突产生的根源。基于这一理论视角,邻避冲突的治理路径应以解决政策利益结构失衡为目标,通过公民参与的制度性政策工具、环保回馈的激励性政策工具以及强化责任的内部监管工具的创制与运用来进行利益矫正与利益补偿,使得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兴建与运营达到公信度高、公共资源节约、既增进公共福利又不损害社群利益的政府优质治理目标。     

浅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其对我国创建服务型政府的启示

通过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和批判,美国学者登哈特夫妇建构出系统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该理论强调政府治理角色的转变在于服务而非导航。新公共服务理论把“服务”当作公共行政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了思想基础。     

社区公共服务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因分析——以北京市社区体育服务发展为例

现代政府职能的定位与转变的逻辑起点是有限政府假设,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要以对公共利益的保障为前提。在现实中,政府的职能设定与转变会受到多种动力因素主导,而非单纯出于对公共权力的依赖。在社区公共服务领域,政府的职责与功能正在从传统的管制定位向服务定位的方向转变。以北京市社区体育服务管理为例,政府职能在社区公共服务领域中所发生的转变行为有其内在及外在的进行动力因素,促进政府在社区管理创新过程中应实施有利于社会发展效率与公平的政府职能转变。     

环境正义、风险感知与邻避冲突的协商治理路径分析——基于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案例思考

公众反对在其居住地附近兴建具有负外部性设施的邻避抗议行为,是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国内易发生邻避冲突的典型。选址合理性是政府与公众争论的焦点,项目施工前的行政审批阶段是发生邻避冲突的敏感节点,公众的冲突行为具有情绪化、暴力化和长期性特点,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影响邻避设施选址建设的结果。“政府—设施企业—公众”协商治理是规避冲突的有效路径,要践行信息公开、全过程协商参与、多元化补偿、全方位监管的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