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公共危机的路径创新——基于网络治理理论

风险社会背景下,合作共治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公共危机有效应对的必然选择。然而在"一案三制"的公共危机应急模式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尚未形成制度性的规范,以致合作治理的目标与实际过程严重脱节。网络治理理论的引入,将潜在的外部资源与社会网络纳入公共危机治理研究范畴,试从优化合作网络结构、完善合作运作体系两方面提升合作治理绩效,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有其各自独特的行动资源及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种机制运行中各存在比较优势与不足,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回应与消解的策略选择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在互联网上聚集、放大,引起公众、社会组织及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对网络及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及利益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互联网时代推动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之一。网络热点公共事件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网络热点公共事件背后内含着网络赋权于公众和行政吸纳向制度吸纳转化的逻辑。网络事件的政府善治,需要网络双向赋权,加强政府与社会协商,一方面需要实现政府治理权威的再生产,另一方面需要培育社会组织,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商机制。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基层社会组织生长的政策支持: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外部环境提供的必要资源,资源的供给和获取建构着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从这一视角看,我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动力来自市场经济资源、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需求资源的释放,但在现实中却面临着资源不足、过度依赖政府以及非营利性误读导致的政策约束等问题。在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架构下,政府要有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必须善于把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转化为政策工具,既为社会组织的活力拓宽空间,又对其发展方向进行引导规范,进而实现基层社会组织既有活力又可合作的制度目标。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县域数字政府公共价值创造的理论基础、构成维度与实践逻辑

县域数字政府建设是国家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以公共价值创造为视角,基于穆尔的战略三角模型,结合县域数字政府的特殊性,从公共价值、上部与外部的授权环境和内部与下部的运作管理能力三个维度分析县域数字政府公共价值创造的基本内容,建构一个内外部叠加的公共价值战略大三角模型。实现公共价值,在价值寻求方面要收集社会集中偏好与期望,找到具体实质性的公共价值;在价值论证方面要获得上级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授权;在价值实现方面要以优化的组织结构、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协同共治的网络治理推进县域数字政府公共价值创造。未来研究进路包括公共价值失范、特殊的授权环境、评估体系及县级党委政府的角色与行为。     

风险控制与治理绩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制度逻辑

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从学理上解释国家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混合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论文尝试从国家建构社会的视角出发，以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为例证，运用“风险控制 治理绩效”的分析框架探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的制度动因。研究认为，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制度设计表现为“约束”和“激励”的阶段性调整，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是基于风险可控基础上的治理绩效；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有一定的差异，总体表现为宏观避险与中观赋权。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吸纳和赋权可以是共存状态，吸纳的另一面并非赋权，而是排斥和疏离。在社会组织治理进入“秩序思维代替稳定思维”的新阶段，各地政府在社会组织生态建设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社会组织的分化生态。     

合作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

合作治理,是继统治、管理、服务逻辑之后治理公共事务的新逻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公共事务治理价值目标、主体、机制等层面的变化,合作治理应运而生。它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间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组织地治理,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理想逻辑,于公共管理领域将日益凸显,成为大势所趋。     

由冲突走向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构建

传统公共行政理念认为,政府是公共行政的唯一主体,在此范式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治理理论认为非政府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治理语境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更多地进入理论界的视野。本文阐述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我国传统公共行政理念的影响,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合作做了初步探讨,提出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的设想,发掘我国建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合作行政的路径选择。     

协同治理视野下的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良性合作关系

协同治理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它强调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个体公民等多元社会组织和行为者相互协调合作,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实现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良性合作,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个体公民的主体作用。     

社会治理智能化:价值、实践形态与实现路径

在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如何认识社会治理智能化价值、实践和实现路径,构成了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党建、行政和社会三重视角,社会治理智能化应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选择。基于上海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若干实践案例,社会治理智能化呈现平安管控导向、精细化管理导向、促进社会互动导向和提升公共服务导向等多种不同的面向和实践逻辑,体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作用于社会治理的不同方式。在充分借鉴既有实践案例的基础上,可以融合理论逻辑、制度逻辑、技术逻辑和实践逻辑四重逻辑,建构一套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体系和实现路径。     

环境公共治理中的信任与协商——以浙江省海宁“晶科事件”为例

本文首先从信任的视角分析了浙江省海宁"晶科能源事件"产生和演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环境公共治理的实现的路径是民主协商,而信任是环境公共治理中协商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只有普遍信任才能够促进协商民主的实现而达成环境公共治理的目标。环境公共治理首先需要促进环境公共治理中普遍信任的实现。为此,政府不仅需要自觉建立多重的公民参与网络,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环境公共治理,而且更需要自觉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以完善的制度保障建设普遍信任的社会。同时,公民和社会民间组织亦有责任协同政府共建社会普遍信任。     

互动共生、秩序重构与复合交错:"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制度逻辑——以浙江省为例

制度逻辑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重构.从该视角切入观察"最多跑一次"改革,可以更好地理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实场域.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政治资源与社会合法性的互动共生,是创新制度设置的关键驱动.行政动员与意义建构的互融共生、技术嵌入与组织调适的相互构造,会在复杂的制度实践中实现秩序重构.最终呈现出回应社会需求、强化科层控制、耗散政策成效等复合交错的结果.     

基于协同视角的区域生态治理逻辑考量

如何实现生态利益在地方政府、社会、企业之间的适度均衡与共享是区域生态治理的关键所在。基于协同视角考量区域生态环境这一公共事务治理问题,强化共容意识,致力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努力形成一种＂综合决策、联合执法、组织激励、信息共享＂的生态治理协同机制,是生态资源特性的内在要求、政府治理创新的实践要求、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然要求,也是实现区域生态共容利益的应然逻辑。     

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组织治理的逻辑生成与路径指向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探讨社会组织治理,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优化社会组织治理策略。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理论的缘起和内涵,指出了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组织治理包含的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三重逻辑,阐述了新时代社会组织治理面临的社会信任水平有待提升、制度规范途径有待丰富和社会网络运行体系有待完善等困境,提出了提升信任水平,夯实发展基础;加强制度规范,营造健康环境;丰富社会网络,实现多元协同的社会组织发展新路径。     

基于话语分析的河长制治理机制研究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流域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保障国家河流水资源安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任何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场域都通过话语这一基本形式得以建构。从话语建构角度看,在流域河长制治理的具体场域中,影响河长制治理绩效的关键要素包括宏观的制度规划、微观的执行保障、横向的部门协调、纵向的层级联动。在顶层设计上兼顾河长制治理政策的统一性和变通性,在分层对接时加强河长制实施的奖惩激励和资源保障,在部际协调时妥善处理好理性行为整合问题,在府际沟通中更加注重政策信息资源的流动互换,是提升河长制治理绩效的理想路径。     

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内系统治理结构研究——基于府际治理理论

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矛盾激化凸显的转型期,突发公共事件的频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基于我国国情,政府一直是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主导力量。本文从府际合作治理的视角出发,分别从纵向与横向两大维度,分析现行突发公共事件政府内系统应对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内系统治理结构,强化政府合作治理共识,健全协作治理机制,进而促进突发公共事件政府内系统治理能力的提升。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公共性、管理法治性和运行高效性为特征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公民社会与政府契合的产物,所蕴藏的公民中心内涵决定了公民参与的核心价值,其寓意是对公民治理的选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创新公民治理理念,健全公民资格,培育公民自治组织,引导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间的互动质量并建构激励耦合合作制度.     

我国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文化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都有所提升,但供给不足和配置不均等的矛盾日益突出,并且与东部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差距仍十分明显。由于自然的、地理的、历史的、现实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非均等化特征明显,因此,实现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制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条例》或行动框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不断增加基本公共文化建设投入、明确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权责、加强西部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治理机制,在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