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个人出发的历史主体观及其对利己主义的批判

强调个人的社会历史作用并不是利己主义,与利己主义价值观无关。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从个人出发的社会历史观,他反对和批评从抽象的类、人、集体出发的历史观,强调个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要实现个人的价值;个人是自己活动的目的,而不是抽象集体的手段。他反对用抽象的集体来否定和压制个人,并把虚幻的集体和真正的集体区分开来。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强调个人应当自我奋斗、自我承担责任的市场经济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西方道德观之比较——从道德的起源谈起

从道德的起源讲,西方道德观是以自由为逻辑起点的,并经历了三个过程:古希腊时期的对知识自由的追求的道德观,古罗马时期的对实践自由的追求道德观,以及近代以来对人性自由的追求的道德观。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的道德观则是以追求仁为核心的,也经历了五个阶段。即:仁者:爱人的先秦儒家道德,天道即人道的两汉道德,消极避世的魏晋道德、存天理、灭人欲宋明道德、反对封建礼教的明清道德。西方坚持个人主义的道德本位、采用思辨的思维与思维方式、以及注重法制的力量,中国文化坚持集体主义道德本文、采用思维与暗喻的表达方式、以及注重榜样的力量是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尊重差异、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可能是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一种前提,也是一种态度。     

从“道德教化”论看法律及其作用

“道德教化”论的基本观点和趋向是忽视法律及其作用。道德具有能够相对脱离现实生活的纯粹性、崇高性和圣洁性 ,但也具有流动性、易变性和不可控性等缺陷。对主体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形成来说 ,法律因其相对稳定性、一般性、普遍适用性和拥有国家强制力的可靠保证而使其力量和作用更加强大和突出。我们需要注重包括道德教化在内的道德建设 ,但必须警惕“泛道德主义”倾向的发生。     

试论对西方道德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

西方道德文化遗产的精华与糟粕糅合在一起,瑕瑜互见,良莠混杂。批判地继承西方道德文化遗产,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的要求,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时,应正确对待西方道德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促使其向现代转换。     

经济发展中道德建设的西方维度——从亚当·斯密的道德观谈起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一整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伦理思想和社会建设思想。其核心思想就是同情，强调每一个经济人都应具有同情之心、正义之德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离不开对道德规范与精神价值的尊重。从“同情”出发，构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和谐的蓝本，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就其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体系而言有其共性，这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建设提供了最原始的理论资源，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发借鉴价值。     

对“次道德”存在价值的置疑

所谓“次道德”,比较流行的定义是指违法者在实施不正当行为的过程中,在违法利己的同时,尽量给社会和他人减少损失。当前,“次道德”越来越多地为人所提及,甚至有人认为次道德的存在将减少社会损失,从而肯定其存在价值,呼吁提倡次道德。但次道德的存在价值仍令人置疑。首先,次道德缺乏自身的道德价值。因为其并不具备道德价值的属性和功能。其次,它不具备操作的现实价值。次道德缺乏明确的标准,而且难以通过它达到价值目标。再次,当我们提倡次道德时,将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带来负面作用。     

人工智能道德算法的问题及出路——从柏拉图悖论谈起

随着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普遍化,其伦理问题已成为政界、业界、学界和公众共同关注的话题。决策算法是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核心,如何保证智能程序所作出的决策符合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探讨这一哲学论题,应在对柏拉图悖论内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法哲学的角度探寻对人类社会道德评判标准所具有的意义,进而通过类比机器思维与人类思维的映射关系,找出柏拉图悖论这一哲学问题与人工智能道德算法在利益衡量问题上出现的困境,对其成因进行深入分析,找出解决困境的方法。     

追问道德的法律承担——以“虐猫事件”为例

“虐猫事件”显示了网络强大的道德强制功能,更引发了法律人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深度思考,特别是对道德的法律强制实施的关注．法律对道德的承担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必须注意合理性限度。法律对道德的过多承担会造成法律对道德的取代,也会戕害法律本身。     

“以人为本”的两大特征——从历史和道德的视角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核心的诠释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具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二是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属性。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与超越——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现代政治从维护人的权利出发,将道德与政治分离开来,带来了种种现代文明的弊端。卢梭、黑格尔等人力图重建政治的道德基础,黑格尔法哲学是现代政治的最终完成。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围绕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来展开,他不再为现代政治寻求美德支撑,而是在揭示和批判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提出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思想,并构想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马克思既是一个现代政治的激进的批判者和超越者,同时也是其价值理想的最坚定的追求者。     

从“非典”下乡引发的关于企业社会道德责任的思考

企业是专门生产物质产品或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 ,是社会组织的一种。作为社会组织 ,应当承担义不容辞的社会道德责任。本文从“非典”下乡这一事实出发 ,阐述了关于企业社会道德责任的一些思考。     

对“教师专用”的道德审视

师生作为学校的共同组成人员,享有基本的平等权利,然而学校中的“教师专用”现象却屡见不鲜。这种不平等现象不仅有其历史原因,更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这种现象弥散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不仅会导致师生关系不和谐,玷污道德价值和学生心灵,更不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     

对“人肉搜索”的道德反思

“人肉搜索”是一把“双刃剑”,既唤醒道德良知弘扬网络正义,又侵犯隐私引发道德问题,甚至蜕变为“网络骚乱”。加强正面引导和法律规范,充分发挥其价值舆论的正向引导作用,助推中国道德和法治文明提升。     

道德是隐藏的法律——从一起“妨害公务罪”案谈起

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执法机关应当依法作为、执法必严,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执法行为应当体现人文关怀;公民应当学法、知法、用法、有法必依,理性生活,加强自身修养。     

对电视娱乐节目“道德越界”的反思

电视娱乐节目作为传媒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商品",不可避免地采取多项手段以期赢得竞争。在这些手段中,难免会出现某些冲击传统道德的现象,节目内容的恶俗化,揭露隐私,绯闻猎奇,在"星、腥、性"方面大做文章,主持人的言语无忌,恶搞嘉宾,这些都对当事人、观众以及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非常不利。为了减缓这些不利影响,势必要在节目定位、制作人道德修养、社会监督、受众欣赏水平等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保证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保证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人肉搜索”的道德合理性及其限度

人肉搜索是21世纪的新生事物,其产生和存在具有一定的道德合理性:人肉搜索是一种新的道德意见的表达;它体现了公民道德意识的觉醒;它也是道德舆论监督的新方式。当然人肉搜索行为也有其限度,必须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即人肉搜索不能超越自由与责任一致原则、平衡原则、不伤害原则的限制。     

试论以培养“文化—道德的人”为旨归的道德教育观

道德教育的意义并不在于知识符号本身,而在于这些知识符号所代表的生动而丰富的道德意蕴。如何让受教育者走进该内涵深厚的意蕴中去,如何让受教育者获得该意蕴带来的感动,如何让受教育者在感动的同时体会到道德的力量,如何进一步由情感上的感动转化为道德上的自由感等是学界必须加以关注的现实。在德育回归生活的理论前提下,将审美教育作为探寻道德意蕴、体验生命意义、寻找生活价值、生成道德自由感的重要工具,达到善恶凭自己的心境了悟,最终实现"文化—道德的人"的培养目标。     

道德和法律的内在性与外在性辨正——从康德动机论伦理学谈起

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内在性与外在性问题 ,历来占主导的观点是 :“道德的内在性、法的外在性”。我认为 ,断言道德只具有内在性 ,法律只具有外在性 ,是片面的。实际上 ,道德和法律两者都既具有内在性又具有外在性。一、从行为的动机和目的角度来看 ,道德和法律既具有内在性又具有外在性　　关于“法的外在性、德的内在性”思想 ,综合起来大致可析解为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认为道德化行为出于内在善良动机的考虑 ,而不是出于外在结果的直接爱好 ,法律行为则是基于怀赏畏罚的外在功利目的 ;二是从功能机制角度认定法律仅制约人的外在行为 ,相反 ,…     

法律与道德对“第三者”行为的调整

对于当前久禁不止的"婚外情","第三者插足"等消极现象的社会调整,单采用道德调整或法律调整都是不够的,应当采用道德和法律双重调整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婚姻家庭的稳定。     

从“小悦悦事件”看法律与道德的缺失

法律与道德在规范层面上和事实层面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小悦悦事件＂折射出整个社会群体道德责任感的缺失,但是一旦为道德立法,法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损害。见死不救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见死不救不能入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