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讼”观念与清代州县民事诉讼规则

为了缓解“诉讼爆炸”与清代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清代州县衙门通过以制定严格的民事诉讼规则方式来达到抑制民众的民事诉讼行为之目的。本文通过对清代州县民事诉讼规则基本内容的阐述,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些民事诉讼规则主要是针对清代民事诉讼的诸多程序性问题所作的规定。清代州县民事诉讼规则一方面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州县官府对民事诉讼的“抑讼”态度;另一方面,它反映了州县官府并没有把审理民事案件作为自己必须履行的职责,而民事纠纷当事人也没有要求官府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权利”。正是清代民事诉讼规则的这些特征使其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以及其它解纷方式的功能发挥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基于无讼的基本价值追求,清代州县官在司法实践中创造了批饬调处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使国法所规定的审判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呈现出调处化的特点,最终形成了清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州县官批饬调处与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并立的格局。清代民事诉讼双重纠纷解决机制的确立对当时社会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其自身的局限性注定其终被近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所取代。     

清代离职官僚社会活动述论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不少人通过科举、捐纳、保荐、恩荫等方式进入官场,同时也有一批批当权者由于种种原因退出政界。作为曾经具有临民责任的特权阶层,还乡之后,他们主要从事什么活动,其社会作用如何,封建政府对他们有何要求?笔者欲就此作一探讨。 一 清代官僚的离职形式 官员在什么情况下结束其政治生涯,清政府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是没有比较具体的年龄标准。《大清会典事例》中有每隔三年对任职于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进行一次考核,其中“年老有疾者致仕”的条文。然而究竟什么年龄是“年老”,不得而知。实际上,官员何时离职完全取决于中央乃至皇帝。从清代众多官僚的经历中,我们将其离职形式归纳为以下几种:     

协作与共治:明清以来中国地方社会治理的传统与逻辑

中国地方社会治理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历史传统与逻辑。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地方州县官依靠非正式聘用的胥吏进行社会管理的局面,及与地方士绅共同进行公共事务治理的传统。同时,城乡分化使得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在这些传统背后,隐藏着地方社会治理的历史逻辑,即"非正式治理行为"的存续和由官、吏、绅、民形成的地方社会协作治理网络,以及城市化对乡土社会侵蚀背景下城乡的依存与分化。这些中国自古以来的地方治理传统,对于当前中国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代官场秘书:小人物的大作为

幕宾又称幕友,是明清时期官署中协助主官处理政务的办事人员。幕宾既非官,也非吏,可以说是当时官场上的"编外人员",相当于古代地方首长的秘书团队。尽管被排除在官僚体系之外,但这一行当在当时却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是对基层官僚体系的必要补充。     

清代州县司法中的具结状：辨义、类别与性质借鉴——以巴县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档案为蓝本

具结是清代司法诉讼中为确认信息真实而实施的一种保证行为,甘结是具结时制作的各种保证文书,二者在清代司法中均适用广泛。具结状,简称结状,作为甘结中的一种,一般出现在清代州县自理案件中,是意在了结案件而由原告、被告、邻佑、乡保等人上呈地方州县官府的书面保证文件。根据内容的不同,结状主要分服判类、和息类、担保类、检验类和收据类等五种,具有突出的证明性、复杂的合意性和不充分的保证性。具结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载体,在保障认罪认罚实质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尝试考证清代具结状相关史料内容,以期进一步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理念,体现法治人文关怀,追本溯源,传承中华法系法治文化思想。     

清末兴学筹款事宜——对四川科场经费划归学堂的考察

清末改废科举兴办学堂使中国教育开始向现代转型。经费不足一开始就成为各地兴学的一大困扰。通过对科举废除后,科场经费在中央与地方,地方省府厅州县之间的分配,探讨兴学陷入经费困境的原因。除了中古的生产不足于应付现代的教育,清代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科举制度下国家重视人才的选拔而对育才投入不足的传统等,都使得清末兴学的筹款困境重重。     

宋朝对士大夫官僚法律知识改善措施、失败及其影响研究

宋朝士大夫官僚群体成为国家治理核心力量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事件。宋朝士大夫官僚群体的知识结构对国家治理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宋朝初期国家有改进士大夫官僚群体法律知识和司法技能以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努力,然而在士大夫官僚群体的各种抵制下,国家的努力最终失败。宋朝士大夫官僚群体因缺乏为官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导致了必须借助胥吏群体实现国家治理的需要。形成士大夫官僚群体与胥吏群体共生的政治结构,让国家政治出现显现和隐性两大政治群体。胥吏群体在政治上被轻视,经济上没有相应保障,致使吏群体借用公共治理中的技能获取经济利益,构成宋朝社会中结构性腐败。元明清时期国家治理中出现士大夫官僚获得公共政治话语和权力,胥吏群体垄断隐性治理技能的社会结构。胥吏通过利用自己专业知识和所寄存的公共权力来“寻租”获取生存资源,导致国家治理中出现结构性低效和腐败问题。     

清末兴学筹款事宜——对四川科场经费划归学堂的考察

清末改废科举兴办学堂使中国教育开始向现代转型.经费不足一开始就成为各地兴学的一大困扰.通过对科举废除后,科场经费在中央与地方,地方省府厅州县之间的分配,探讨兴学陷入经费困境的原因.除了中古的生产不足于应付现代的教育,清代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科举制度下国家重视人才的选拔而对育才投入不足的传统等,都使得清末兴学的筹款困境重重.     

法国地方政府的职能与机构设置

法国地方政府的职能与机构设置倪星一、法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法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长期以来实行中央集权制。戴高乐曾说过：“高度中央集权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国统一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五共和国宪法虽然指出“地方领土单...     

“两官”履职评议：地方人大司法监督的探索创新

“两官”履职评议是近几年地方人大司法监督实践中的创新举措，提高了人大司法监督质量和水平，促进了“两官”素质和工作质效提升。司法体制改革新形势下，要正确把握“两官”履职评议的定位功能、特点优势、方法步骤和法律效力，更加注重具体的制度体系设计，更加注重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更加注重法纪衔接、法法衔接，进一步增强履职评议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元代县级司法运作：时间、空间与参与者

元代虽然十分注重司法的及时性,但在县级司法运行中却普遍存在滞讼现象,这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元代县级政府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之间的矛盾。元代县级政府没有专任司法官员,在圆署体制下,形成群官集体决策、首领官统领案牍、吏员具体执行的司法运作模式。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官员之间形成了权力制衡,吏权却大大加强。借助于对文书运作的操控、官吏之间的信息失衡、案件审理中的不当介入以及与地方社会的特殊关系,吏员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司法运作。     

项目制与服务型政府转型：制度演化中的异化北大核心CSSCI

项目制可谓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国家治理形式,然而目前对项目制的讨论均忽视了服务型政府转型,而这也就无法清晰看到政府行为逻辑在制度演化中的异化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省级地方政府1995-2006年转型因子的实证研究发现,官僚自利主导了服务型政府转型,具体而言则包括政治晋升、财政激励和权力扩张。官僚自利导致了政府转型的异化,由服务型政府物化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主导的整体性政府变革逐渐为技术性治理所替代,这是项目制兴起的根源,也是项目制作为国家治理体制变革所遵循的"双轨制"逻辑的根源。因而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项目制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就本文研究结论而言,项目制运作应当慎用。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加强政治架构中的常规性制度治理对于促进国家转型具有根本性意义。     

街头官僚控制的困境——以我国房地产调控问题为例

“街头官僚”理论最早在1980年由李普斯基创立。由于街头官僚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街头官僚在执行具体政策时受到自身利益或个体偏好的影响，进而导致管理者很难有效控制街头官僚的行为和较难达到管理者的政策初衷。该文把我国地方政府看作与中央政府相对的街头官僚机构，并以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在调控房地产价格所遭遇的“越调控，越高企”的怪现象来具体说明街头官僚及其机构对中央政府有效达成目的的阻碍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最后，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期对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做出或有益的阐释。     

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滞后的人文思考

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对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进行了人文思考,认为主要在于:(1)封建统治者重农轻商的治理思想;(2)作为官僚政府对地方管理补充形式的“士绅”,极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又没有沿着这条路线发展,而是与拥有土地和官职相联系;(3)商人阶级对官僚的过份依赖;(4)“均”、“和”内倾的儒家文化。     

地方政府能力提升之道——基于中国地方政府治庸行动的分析

庸政现象反映的是中国地方政府能力在某些方面强度不够的现状,治庸旨在通过单向度的治理行动提升能力。而政府能力整体性构建的提升途径则需要从政府-社会两个系统进行考察,由两个系统各自构建并在系统间进行边际调整与沟通,具体因素有公民文化的培育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政府职能范围从社会中的适度退缩及公众意愿表达渠道的落实与畅通、官僚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的完善与再建等等。     

清代台湾林爽文起义的性质问题

1787—1788年台湾林爽文起义,通常被列为清代前期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台湾学者则称之为反满革命运动。陈碧笙同志在《台湾地方史》一书中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即包括林爽文起义在内的清代台湾人民起义,不是反满的民族起义,也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而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对封建压迫的起义”,有的同志则称之为反贫官起义。     

“地方行政立法”辨正

地方政府立法行为来源于有权机关的授权,地方政府立法权与地方政府依据授权从事立法活动并不排斥。依据《立法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之规定,地方政府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具有共性——立法性,否定地方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立法性,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实践上导致地方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之行为游离于权利监督、程序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之外。     

坚决遏制地方隐性债务蔓延

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2010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审计地方政府性债务,2015年,预算法修改后,进行大规模治理。总体来看,各项治理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隐性债务及风险仍在蔓延。今年5月18日,财政部监督评价局发布《财政部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的通报》,要求各地方和各单位要从中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地方隐性债务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加大力度遏制其风险的蔓延发展。     

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实证考察

<正> 对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进行实证性研究,就不能不承认地方政府的存在,就不能对构成中国经济的“地方本位”视而不见。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周期性交替的轨迹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分工通常认为,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其实不然。长期以来,不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交替出现的,而且地方分权的时间更长,更占优势我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交替基本上是成周期性的,这在1963年以前表现很明显。1963年以后直到1988年为止,地方分权并再分权的时间破例地持续了20多年,似乎再也不会与中央集权周期性地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