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党建引领下的组织动员与公共参与——基于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混合研究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的方法对流动党组织促进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基于个案调查的研究发现,流动党组织可以通过组织化形式有效促进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流动党组织可以有效组织动员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流动党组织通过亲缘乡缘网络机制、支部对党组织成员的约束和吸纳机制,以及服务资源的整合链接机制实现组织性嵌入;另一方面在于流动人口对私人关系、社会报酬、物质报酬、政治报酬和组织认同等因素的考量,构成了其能够被党组织有效动员并成为持续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动力。本文通过对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论证了流动党组织可以显著促进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水平,且这种促进效应因身份不同存在着差异,党员、社会网络参与度高的流动人口更可能被流动党组织动员参与社区治理。     

风险演化进程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民众动员是社区应急管理的重要途径。风险具有“转换态”,意味着风险经常处于发酵或衰退的中间环节,而社区应急动员亦须根据风险形态及时调适。从动员理论出发,“弹性动员”成为社区应对风险演化期的社会参与模式,它指的是社会力量投身于应急管理过程中并不断调节参与的广度和强度以及时抑制风险的动员行为。基于对某社区应急动员实践的长周期跟踪,可以发现社区“弹性动员”模式在主体网络维度上,实现重点动员与全员参与之间的相互转化;在动员目标维度上,实现解决问题与提升能力之间的统筹兼顾;在组织形态维度上,实现科层组织和任务组织的灵活调适;在激励要素维度上,实现理性引导与情感驱动的有机平衡,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显著的韧性。应急动员需要根据风险形势调节其强度,动员亦能融入社会常态运行之中,而社区政权能够在应对风险之中发挥其自主性。     

“社会动员”概念的规范分析

作为我国时下流行的概念，“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一直未予明确，不利于社会动员机制的法制化。在我国现行的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中，仅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使用了“社会动员”这一概念，该语词在我国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基于不同的解读路径，“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可在两个层面得以阐释：其一是以“社会”为动员对象的“社会动员”；其二是以“社会”为动员主体的“社会动员”。从价值和规范层面考量，第二种阐释更具合理性。     

规范语境下我国社会动员之要素分析——社会动员机制之理论构建

在规范语境下,"社会动员"这一概念可被界定为"对社会动员"抑或"由社会动员"。较之于前一种定义,后一种定义更加契合动员制度发展的时代理念。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尝试对社会动员的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必要条件及启动程序进行理论探究和构建。其一,社会动员主体在范围上基本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其二,社会动员对象在范围上不仅限于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还包括国家机关本身;其三,社会动员的目的是应对突发事件和战争冲突,已经发生和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突发事件及战争冲突都可以成为社会动员的依据;其四,个人启动社会动员需经历备案和发布两个阶段,组织启动社会动员则需经历申请、批准和发布三个阶段。     

差异化耦合与制度化整合：动员式政策的实践逻辑

在我国,动员是重要的政策工具。但是,动员式政策的实践结果却充满争议。要理解动员式政策的结果,需要打开动员式政策的实践“黑箱”。本文通过引入“松散耦合—栖居制度”视角,对4个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经验进行分析,考察了动员式政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面对强大的动员式政策执行的政治压力,由于政策的“松散耦合”,被动员起来的多样化的政策实践者会根据任务的复杂性和原有政策安排采取多样化的策略,包括政策学习和创新、政策调用、政策打包及政策脱耦。本文将这一政策“拆包”过程界定为差异化耦合。同时,在动员式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实践者也会利用多种制度化整合机制,包括组织结构和机制的再造以及政策经纪人的使用,对“政策束”进行打包和再整合。差异化耦合与制度性整合作为动员式政策实践的“一体两面”内生于地方治理的制度场域中。动员式政策实践中的“拆包”与“再打包”过程对于理解动员与常规之间的关系以及动员式政策执行的结果均具有显著的启示意义。     

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

中央苏区“扩红”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动员运动。它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反“围剿”斗争需要不断的兵力补充，这是“扩红”的现实依据和第一推动力，新的红色政权的建立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传统乡土社会的旧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扩红”的发展。在“扩红”动员过程中，党、政府、社会团体和民众构成了四位一体的紧密互动关系，既相互分工，又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了“扩红”工作的开展。但是，随着“扩红”的不断深入，它所带来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各种反对因素及力量也逐渐增多增强，最终演化为“扩红”的反动员力量。面对着“扩红”运动后期的颓势，党和政府作出了相应的努力，对民众实行再动员，但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当下中国的举国动员何以可能?

本文对中国成功抗击非典的举国动员机制进行探讨,从单位组织和社区动员、权力技术运作、媒体对社会意识的建构、理性选择机制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举国动员何以可能,以期对理解当下中国的举国动员提供帮助,为我们抗击眼下席卷全球的甲流有所启示。     

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目标的理论分析

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目标大致可以整合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即社区建设、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结构.与上述三种目标模式相比,"社区公共生活质量"从"社区"概念的本义出发,从社区内部共同生活发育和发展的视角来定义社区发展目标,以期改变"社区建设"模式中的"国家中心"痕迹和"社区自治"模式中对"免于他者控制"的过分强调,同时由于它把重点放在"生活"上,因此能够避免"治理结构"模式中由于过分关注结构和制度创新而使发展陷入"内卷化"的可能性,也更具赢得社区居民认同、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的可能性.     

沉浸式动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以“淄博烧烤”效应为例

“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基层工作、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之下，要将党的组织优势、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沉浸式动员”融合了新时代的特色和基层动员的优势，成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淄博作为一个普通地级市，凭借“淄博烧烤”突围出圈，经历了网络引爆、热度持续和稳定发力三个阶段，城市数据呈现出流量级增长，给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探索出了党政力量营销、网络传播激活、集体主义动员、营商环境反应4个维度的“沉浸式动员”路径，从设置议题场景、借助媒体生态、调动公众情绪、提升服务能力4个方面回应了党建引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时代要求。     

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模式的演进

不同的政治参与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参与的主题、参与的主观方面、参与行为的特征和参与效果的不同。从这几个方面来考察,建国以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革命为主题的动员式政治参与、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动员式政治参与、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动员式政治参与、以追求民主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自发政治参与和走向理性自主型政治参与五种不同模式。     

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动员

近几年,中日钓鱼岛争端迅速升温,成为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的重要议题。中日两国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动员,以图在钓鱼岛争端中占据优势。中国的战略动员受日本施加的外部压力、中国国内民众的压力和积极有为的领导人三个因素的共同推动,这一过程包括两个作用机制:第一个机制是日本施加的国际压力直接影响到中国的领导人,迫使其进行战略动员,进而调整在钓鱼岛争端上的战略;第二个机制是日本施加的国际压力引起中国国内民众的反弹,迫使中国领导人进行战略动员。中国领导人在进行战略动员时,主要借助大众动员、资源汲取与投送、制度整合这三种手段。     

走向社区治理

当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动,是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着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第三域)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出来。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已经展现出同时并存的四个工作系统:党的群众工作系统、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和社区居民自治系统。在这个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主导”和“行政性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化发育”和“社区化参与”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建设始终同时在推进,是上海社区建设整体进程中的两大结构性力量。但二者并非构成相互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只有当其中的一个结构性力量试图排挤甚至取消另一个结构性力量的时候,二者才会表现为一对矛盾。因此,应该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在城市基层社区构建一个以具体的公共事务为治理内容、政府行政组织和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之间有效合作、和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格局。     

俄罗斯联邦的动员准备和动员制度

1997年《俄罗斯联邦动员法》是俄罗斯调整动员准备和动员活动的基本法律。俄罗斯联邦的动员准备和动员制度，既包括动员准备和动员的具体事项，动员准备和动员领域的权限划分，组织和公民的义务等一般法律制度，也包括动员准备和动员的拨款、动员征召、公民保留等具体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及其实践，是我国进行国防动员立法的一个参考。     

市场化社会动员路径机制的实地研究——以安利(中国)南京CG系统为例

较之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社会动员，市场化社会动员指的是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直（传）销公司基于赢利性目的、采取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通过洗脑式或者类洗脑式的致富甚至是暴富承诺来瓦解个体成员的价值图式与人生态度、塑造全新的心理情绪与心智结构，以吸引、招募潜在的准共同体成员，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金字塔式或者类金字塔式的成员控制与财富分配的组织结构。本文采用质性的实地研究法，以安利（中国）南京CG系统为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此市场化社会动员模式的行动逻辑、路径结构、策略机制与典型特征，并针对此种动员模式潜在的恶性后果提出了若干治理对策。     

城市社区中应对艾滋的社会动员

以社区为基础的艾滋病防治模式被认为是目前最佳方法之一。本文以城市社区为基点,分析艾滋应对意识的强化与压力的形成,而三大主体的合力为预防艾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超网格化”治理——紧急状态下城市社区治理形态分析

疫情防控的紧急状态之下,城市社区治理形态由社区网格化治理转变为“超网格化”治理。“超网格化”治理形态中三驾马车联动,网格员相互协作,构成“内网”,发挥了服务功能。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参与疫情防控,干部下沉社区,构成“外网”,发挥了管控功能。该社区治理形态能够促进主体间的协作,精准有效地定位居民需求,及时解决居民困难,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凝聚力,这得益于党的强大组织化动员能力与新技术。但紧急状态下也出现社区参与主体之间合作不协调、居民参与不足以及行政化倾向等问题。     

社会融入视角下生态移民社区的治理路径研究——以成都市生态移民集中安置为例

生态移民社区兼具农村与城市社区的双重特征,社会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其治理陷入困境。基于社会融入理论,比较不同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特征,生态移民的社会融入可分为经济融入、社区融入和政治融入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研究发现,生态移民社区治理结构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责权不明、社会组织发育不全、移民参与不足等治理困境。通过统一行动目标、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与赋权于民等方式,可以完善生态移民社区的治理路径,促进生态移民社区治理现代化。     

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的关系演进

动员是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一种内在需要，确立一种有效的动员模式极为重要。回顾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历史，动员方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也发生了转变，从政治动员的为主导转向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的融合，这种融合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和管理价值，为了实现有效的融合，需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制和沟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