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权力配置

在我国,公用企业垄断的现象极为严重,公用企业垄断是我国反垄断执法关注的重点。《反垄断法》出台后出于种种原因,并未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及权力配置予以厘清,导致了实践中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各行业监管机构间的权力冲突愈趋频繁、激烈。因此,我们必须对上述两类机构之间的反垄断权限进行划分。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间的权限划分一般有三种模式,而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分权的模式是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权力配置研究

目次一、当前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权力配置格局二、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权力配置之国际经验考察三、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权力配置之模式选择四、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主辅型权力配置机制之建立一、当前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权力配置格局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权力配置格局,是我们对本论题展开探讨的起点。(一)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权力配置现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对电信、电力、邮政、铁路、煤气、自来水、石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性行业采取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方式,并由行政部门直接经营管理,排斥了市场竞争机制功能的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对垄断性行业     

论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

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问题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一个重要难题,在<反垄断法>实施之际,对于这个难题我们无法回避.笔者认为,论述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实际上应该协调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反垄断法与规制行业的关系;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     

论反垄断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权力配置——以自然垄断行业为视角

经济学和反垄断法理论的发展为反垄断法在自然垄断行业的适用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但我国《反垄断法》正式出台后,由于缺乏明文规定,使得自然垄断行业的行业监管机构与新近成立的反垄断机构的权利界限不甚明晰,这可能引起在对具体垄断行为判断与管辖上的分歧与冲突。相应的,科学配置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的权限,将有助于保障《反垄断法》顺利实行。按照比较法的路径,同时基于对我国经济总量大,监管业务复杂等现实情况的分析,笔者认为不舍弃行业监管机构,建立由统一的反垄断机构主导的合作管辖机制,应是配置相关机构权利的要点。     

反垄断执法机构问题研究

以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为己任的反垄断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之一,其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一个高效运行的执法机构。因此,探讨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及其职责的合理确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介绍美国、德国、日本反垄断执法机构,总结其先进经验;然后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执法机构"双层架构"方案的不足之处;最后以国外先进经验为借鉴,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完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建议。     

垄断行业监管与反垄断执法之协调

自然垄断行业所处领域是最为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因此政府监管成为必要。对垄断行业的监管主要表现为市场进入监管和价格监管,并且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所以,在现阶段,垄断行业监管与反垄断执法各有存在的依据和优势,当务之急是解决如何实现垄断行业监管与反垄断执法的协调问题。对此,可从明确反垄断法在垄断行业的适用原则和适用除外,合理划分垄断行业监管机构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管辖权以及加强对垄断行业监管机构反竞争行为的法律监督和救济等方面入手进行。     

中美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比较研究

1890年,在美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1903年美国设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随着《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的相继面世,美国又设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两个反垄断执法机构运行了近百年,积累了丰富经验,并被各国广泛借鉴.我国《反垄断法》出台较晚,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存在较明显的漏洞和不足.本文通过对中美反垄断执法机制进行说明分析,阐述了美国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平台反垄断的中国抉择：强化反垄断法抑或引入行业规制？

自中央在平台经济领域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来,我国的执法部门与立法部门一直以强化反垄断法的路径予以回应。但欧盟2022年10月12日颁布的《数字市场法》为平台反垄断提供了行业规制的新路径。此刻我国面临着是否要在平台经济领域引入行业规制的重大抉择。反垄断法擅长处理策略性市场失灵,行业规制适宜解决结构性市场失灵。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现状表明该领域缺乏稳定的结构性市场失灵,平台多以策略性市场进入障碍来促成垄断。鉴此,近期不宜在平台经济领域中立即引入行业规制,但可继续强化反垄断法来实现平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对反垄断法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2006年6月24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以下简称《反垄断法（草案）或（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在经历了十余年的起草过程之后．反垄断法终於正式进入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程序。反垄断法草案共8章56条，分总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机构、法律责任、附则等。     

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

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已经颁行,但是对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规定仍存有缺陷。美、德、日三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分析我国现阶段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其在指导思想、权责范围、法律依据和机构独立性等方面都存在着缺陷。因此要完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首先需确立指导原则,结合我国国情;其次要从组织上和职权上合理设计,赋予执法机构独立的权力,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     

对我国反垄断法调整对象的立法建议

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 ,足见其在经济法律中的重要地位。从反垄断法的基础理论入手 ,认为反垄断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性垄断。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基本关系

拟在指出,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联系在一起的关节点,在于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限制了相关市场的竞争,而非"知识产权滥用"抑或"知识产权垄断".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立法应坚持的原则和立场做出结论.     

论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

一、行政立法确定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缺陷我国现行立法确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反垄断执法机构主体规定模糊不定。中国有五级政府,每一级政府由许多职能部门构成。因此,除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外,任何一级政府或任何一个职能部门,其“同级或上级机关”都不是唯一的。(2)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监管多头执法、局面混乱。(3)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有限。目前,我国反垄断的执法机构主要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践证明其执法能力有限,执法效果很不理想。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非常复杂,并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我国工商行政…     

比较法与冲突法关系之重新厘定

在冲突法的发展中 ,比较法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提供了外国法的信息 ,推动着冲突规范的起草并指引冲突规范的适用。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二者又存在着潜在的对抗。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基本权利地位的提升 ,它从根本上改变着比较法与冲突法的关系 ,并将其引向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平台。相比之下 ,美国冲突法的乡土观念却使得比较法与冲突法间的盟友关系在美国本土变得十分脆弱。只有加强比较研究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冲突法的这种“岛国心态”。     

转售价格维持案件违法性判定标准的立法史解释

理论界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法》预判了转售价格维持(RPM)本身违法。此观点不成立。《反垄断法》调整对象高度复杂,条文高度抽象,法律解释是其适用的前提,解释工作的重点是查明立法者意图。该法条文本身并未清晰规定RPM不需要在个案中证明存在竞争损害。我国市场经济实践历史短,反垄断立法过程中对RPM的研究和调研不足,立法者对垄断行为的认识并不清晰。这说明立法者对市场规律的把握不足以判断RPM本身违法。立法释义明确拒绝就分析模式作出预判,且高度倾向于对RPM采用合理原则。     

反垄断法视野中的反倾销问题

反倾销本来是针对国际贸易中不正当的价格歧视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实现贸易的公平化.但是,依据反垄断法的原理和规则来看,无论在反倾销的制度设计本身,还是在其实际执行的结果方面都常常具有某种程度的反竞争性,导致反倾销往往与反垄断法存在冲突,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这需要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进行反倾销制度与反垄断法的协调.     

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

技术标准一般是指企业为一定产品生产或为进入市场而在涉及产品质量或者安全等方面须达到的一定技术要求。技术标准一般是强制性的要求,即在产品或者     

我国四法域遗嘱方式立法比较研究

通过对我国四法域遗嘱方式规范的比较可以发现,四法域立法在遗嘱形式分类、遗嘱见证程序及见证人资格等方面差异明显,在其他遗嘱方式事项上也各有特色。我国大陆地区的公证遗嘱、录音遗嘱、特别遗嘱及遗嘱见证人规范存在明显不足,应当借鉴其他法域的立法经验予以完善。     

立法权的内在限制——一种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

立法权的限制是宪政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项权力形态的立法权 ,其出现及其发展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 ,因而 ,对“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就应当作历史的考察 ,在厘清“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蕴含的深厚意义的前提下 ,才能探讨“如何限制立法权”这个进一步的论题。从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探讨立法权的限制 ,有利于厘清立法权限制的另一个维度 ,即内在限制的维度 ,在此基础上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立法权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