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治"主张史鉴

先秦诸子中法家和儒家是塑造中华法律思想史的两个最强大的力量,儒家主张"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而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更注重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就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象人们举手抬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     

浅论韩非"以法代德"的伦理思想

韩非,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通过对当时社会各种矛盾现象的冷静观察,激烈抨击儒家学说,在继承并发展荀子人性论及早期法家"法"、"术"、"势"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法代德的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当时社会的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对当今"以法治国"战略提供了借鉴价值。     

先秦法家共同体的敌人:以法治国的规范理论

在揭示现代法治的起源和理念时,先秦法家的观点往往作为对立面而成为历史批判的靶子,我国法学界对"法治"和"法制"、"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形式的、浅度的法治"和"实质的、深度的法治"等概念所做出的有意区分既加重了对先秦法家的打击,也中断了一种法治思想的文化连续性的思考方案。事实上,先秦法学关于以国为国、以法治国的基本主张开启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先河,同时也为人的行为的分治理论和共治理论奠定了基础。     

法家思想中君与法的关系

本文指出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提倡的法治观念具有重要作用,但两者存在质的差别。法家的"以法治国"虽然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但君主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现如今所提倡的法制、法治则是法律高于一切,无论是谁都必须遵守法律,接受法律的制约。另外,法家尊君重法的思想深深地嵌入了我国人民的脑海深处,对我国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     

简论中华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观念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是由群星灿烂的众多法家人物所共同撰就的,它反映了处于"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法家理念和他们所设计的与先秦儒家奉行的"礼治"完全不同的治国方略,是体现法家思想成就的最高形式,也是法家学派被称为"显学"的突出标志.即使在秦王以后,法家所奉行的法治精神,依旧长远地影响后世.     

法家思想的思想主张及对我国法制建设现实意义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法家学派堪称中国古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瑰宝奇葩,其"任法尊君"、"明法审令"、"以法为本"、"尚法明刑"等政治主张对我国历史发展和政治思想的改革,以及有春秋战国到秦汉的转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发家的思想形成历史背景、法家主要思想代表的主张、基本精神、以及由盛及衰的原因作探讨和分析。并从分析中获得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论当代中国的德治心态──兼析官本位在中国的法律基础

中国传统的法律观主要有两家，即法家和儒家，把这两家的观点用法治与德治来概括是不准确的。法治是近代以后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法律观念，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中国法家有着木质不同。传统中国法治和西方法治不是法治之间的区别，而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废除官本位的根本在于法治建设。文章认为有必要将中国的传统法治改称为刑治，以区别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法治，而德治只不过是别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德治的灵魂是官本位。民水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正象官本位是封建法律的灵魂一样。     

依法治国的文化解释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中国式的法治与文化,是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生长起来的。具体地说,依法治国是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吸纳了西方传来的法治文化的产物。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从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到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是一条持续不断的文化主流。从文化交往的角度看,西方法治文化是19世纪末期汇入中国文化主流的。相对于西方汇入的法治文化而言,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构成了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较之于西方传来的法治文化,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更有力地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形态,那就是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     

先秦法家思想浅析

众所周知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在其思想理论的指导下,秦始皇"奋六世之余列,挥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缔造了秦王朝的辉煌。但重刑伤民,"刑罚积而民怨背",人民终因不堪忍受暴政而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昔日强盛的秦王朝顷刻间灰飞烟灭。从这一历史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法家思想本身也存在着不可掩饰的弊端。本文从正反两方面简要分析了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     

浅谈法家思想对当代中国立法的积极意义

形成于战国初中期的法家学派根据时代的特殊需要,立足现实,提出了许多经世致用的政治法律主张,为结束中国分崩离析的乱世局面,实现大一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秦朝的覆灭和儒学的不断发展,法家学派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渐渐为人们所淡忘。但是,致力于依法治国的今天,作为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学派,法家思想不得不再次引起我们的重视。     

论法家思想和现代法治的“异曲同工”——从形式法治的角度看中国古今法治的暗合

法家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派,其提倡的以法治国的思想推动了我国法制史的发展。在现代我国以法治为治国的基本方针的形势下,从形式法治的角度探讨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的接合,以求有助于完善我国当代法制体系。     

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的逻辑自洽性和历史合理性——兼论其利弊得失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的“以法为本”思想相对于先秦其他士人的相关思想而言,在理论上更加完备,付诸实践则更加易知易行。其“以法为本”思想以普通大众所具有的自利之心为内在根据,以法律制定的现实性与正当性为基础,以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平等性为保障,具有逻辑自洽性。其反对崇古,坚持治国应务法而不务德;反对“势治”和“术治”,坚持“以法为本”,将“势”和“术”统一到“法”中;反对君主“释法用私”,强调君主严格守法,具有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具有有利于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依法行政、正确理解与践行德法并举、完善立法的理论养分,应加以借鉴和吸收;其不当之处体现在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完全否定道德的作用,在实践中导致人治和对民众利益的践踏,不利于法治发展,也无益于国家治理。     

略论近代“新法家思想”的特点

在近代,为了追求救时和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的思想家们发现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思想与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认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复兴是中国起死回生之道。先秦法家法治思想在近代的再生不是复古,而是新生,是返本开新,是以西释中,是在未瓦解原始法家以法治国的学术根基,传承或部分保留了原始法家的思想源泉,借鉴西方近代先进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将先秦法家思想融入到现代法治思想体系中,并努力使其具有现代理论形态,以及现代化的表达方式。     

法家思想在中国法制史发展中的地位探析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主要派系之一,他们对法律最为重视,他们的最主要也是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深重的主张就是＂以法治国＂,突出法律这种国家的强制性工具在社会统治中的绝对准绳地位。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依据,受到后代王朝统治者大力追捧和沿用。法家思想是法律的起源,探讨了法律的本质和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方面的作用,对我国现代立法有着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是我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思想。本文对法家思想产生的背景、内容及重要主张、缺陷等进行了论述,并探讨了法家思想对我国现代立法的积极意义和在我国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     

黄宗羲民主法治思想评析

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民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法治.先秦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曾提出过"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法家的"法治"是以维护君主专制为前提的.法家的"法治"并未跳出"人治"的窠臼.我国最早提出法治与民主相结合的,是明清之际的几位启蒙思想家.其中最突出的是代表人物就是黄宗羲.本文试图结合明清之际的历史背景对黄宗羲的民主法治思想作粗浅的评析,以就教于法律史学界的同行.     

试论法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若干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本文将会通过介绍一些法家思想,来论述法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意义和影响。     

对法家“法治”说质疑——评梁启超的一个观点

<正> 先秦法家管仲、慎到、申不害、尹文子、商鞅、韩非等人,只说过“唯治为法”、“以法治国”等话,并没有用过“法治”这个概念。他们有时虽然也把“法”和“治”连在一起用,但表达的只是用“法”来“治”理国家的意思,而不具有“法治”概念的涵义。首倡法家“法治”说的,是梁启超先生。后来有些学者也讲过法家是搞“法治”的,但寻根溯源,都源于梁启超先生。     

法家约束君权的设计及其影响

战国时代,面对"乱莫大于无天子"的社会现实,法家思想的重心在于加强君权,以实现其治安天下的政治理想。但约束君权的设计也是法家理论的应有之义。"以法卫君、君亦需守法",成文法的本身就是对君主专横和恣意空间的限制。"君道无为"要求君主不任私智私欲,不干涉法律的实施。后世儒学意识形态增强了君道无为的约束力量,使之成为保障君主守法的一道有效机制;将法律奉为国之公器,又是对君主立法权的约束;虽然法自君出,但法律的内容必须遵循客观的标准和普遍的共识。法家所倡导的"君主守法、君道无为和法为国之公器"的定位相互结合,并与儒家相关理念息息相通,共同造就了传统中国约束君权的独特路径。     

论法家的名称、缘起和师承

法家作为一个学术派别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法家主要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构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文献中虽无“法家”之名,并不影响法家存在的客观事实.“法家出于理官”说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揭示了法家思想的文化渊源.法家思想与诸家思想相通.法家的师承关系可以追溯到儒家.儒家的子夏一派成为由儒家到法家转化的关键.在转化过程中,注重社会秩序重建的《春秋》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