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剖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结构失衡、城乡差距大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基本思路。     

周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需变迁及中国应对

随着地区安全形势演化以及相关国家政策调整,中国周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发生深刻变迁。这体现在机制类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需趋于失衡,呈现强需求—弱供给特征;以联盟形式呈现的俱乐部产品愈难满足或匹配地区国家的安全需求;围绕观念类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主导权竞争加剧;安全共同体成为地区国家的重要产品偏好。供需关系新变化给中国带来相应影响,且推动中国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提出新的思路,包括做好与美国的大国协调,以安全共同体为供给导向,从机制、理念等具体产品着手,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安全基础。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碎片化与协同治理——以辽宁省为例

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依据《2003-2014年辽宁省统计年鉴》,运用定量数据与定性资料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辽宁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揭示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单一、资金不足、结构失衡及监督缺失的碎片化特点。从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引入市场供给,加强顶层设计,了解农民需求以及完善监督机制的新尝试,有助于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改善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前提条件与实现路径

由于不同农村公共产品特性有异、不同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度强弱不均以及农户间经济实力存在差别等原因,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农户有效地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以农户具有公共精神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建立起高度组织化的农村合作组织和具有较强组织供给能力的村民自治组织等为前提条件。从农户参与供给的路径上看,需要通过培育农户的公共精神,增加农户收入,完善农村合作组织,增强村"两委"的管理能力,为农户参与供给提供思想动力、财力保障、有效载体和领导支持来实现。     

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选择的表达机制

文章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方面发生的变化 ,认为一方面我国农民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个性化 ,而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乡政府和村委会 ,往往无视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真正需求 ,从而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供给不平衡 ,并进一步剖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矛盾及其成因。为有效化解这一矛盾 ,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选择的表达机制。     

农村公共文化供需矛盾何解

农村公共文化供需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农村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了解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我们要通过提高文化供给效率、健全村民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机制、以市场化、多元化文化供给模式来破解农村公共文化供需之间的矛盾。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失衡难题何解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着总量过剩、结构性短缺的供需失衡问题,无法很好地满足农民对高质量文化生活的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为基本思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体系改革,应当调整文化服务内容、优化文化服务结构、提升文化产品质量,实现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无缝衔接。     

从“单方供给”到“多元供给”——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综述

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合作国家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社会协同理论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针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结构失衡、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呈现非均衡化、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错位与渠道单一的现状,为了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应该从传统的国家单独供给向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与社会化的方向改造,形成由政府、市场及社会构成的多中心供给模式。     

简析增加乡镇公共产品供给的紧迫性

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农村公共产品的的供给，又是由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引起的，因而，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态势，从而指出了增加乡镇公共产品供的紧迫性。     

优化广西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思考

广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与农民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仍有较大差距,确保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成了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造成广西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文化设施不足、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以及缺乏农民组织作为文化建设的依托载体。优化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要建立起政府供给、市场供给与社会供给优势互补的复合供给模式。     

论农村乡镇公共产品的供求——以湖南怀化中方县为例

文章以湖南怀化中方县的 1 0多个乡镇为代表的1 0 0户农户专项问卷调查为基础 ,结合实地走访而作的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分析。调查表明 ,湖南农村乡镇公共产品供求严重失衡 ,尤其是“软”公共产品更是供不应求。主要原因在于 :滞后的行政体制 ;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有效的供求沟通和决策机制 ;缺乏市场供给公共产品的条件 ;地方经济落后 ,乡镇政府财力有限等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分析

海曙光在《理论前沿》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存在供给主体失衡、供给总量不足、局部供给不均衡、供给效率低等四个问题。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要在分权的经济运行体制和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中寻求到一个良好的结合点，把政府的作用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论城乡差序格局下农村公共产品的县域供给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形成了公共产品的城乡差序格局。虽然改革开放后这种趋势有所变化,但这些变化不足以撼动已经固化的格局。当前供给格局存在主体模糊、性质不分、需求表达渠道不畅、财政供给体制及基层政权体制的偏向性等问题。为了使农村获得均等化、均衡化的公共产品,国家必须把县域作为一个基本的供给区域或单位,以提高供给的效率、回应性、差异性,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而且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县域供给已经得到国家政府的重视,有在省直管县、扩权强县及县域经济发育基础上在全国推行的现实逻辑。农村公共产品的县域供给,需要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分类区分供给责任主体,加强对县域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使县域财政成为公共财政,培育县域经济,实现县域直接民主,反映农民的公共需求。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创新——基于建构秩序与自生秩序结合的视角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带有精神、宗教、民族、美学等方面的意蕴,超越了经济学的话语逻辑。长期以来,在乡村社会的自生秩序中,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且行之有效的自主性文化产品供给系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演化为当今政府主导型的文化供给模式,这种模式遮蔽了农民主体性价值,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与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应结合农村的自发性秩序和国家的建构性秩序,创新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与制度创新——基于对福建省部分地区的调查

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在供给总量、结构效率、基层政府改革、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农民的自我供给也需要重新定位。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探索继续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机制的创新路径。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探讨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一种单中心体制,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单一,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外筹资机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决策机制。这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更是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因而,我们必须从多中心的筹资机制、供给决策机制以及供给主体三个方面建构农村公共产品的多中心供给体制,有效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难题。     

民族地区公共文化产品供需矛盾研究——基于湖北来凤县的调查

本文以湖北来凤县为例,对民族地区公共文化供需特征、矛盾、影响因素等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结果表明,民族地区群众文化需求总体上呈现出多样性、地方性和现代性并存的特征。供给上,民族地区尚未实现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建议加强供需调查、保障经费、聚集人才、城乡分步实施、立足资源,加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     

建构农民参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不仅是基层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有利于消除政府决策的偏差。但由于我国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中缺少农民参与决策的安排,致使政府的决策不能客观地反映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意愿,造成公共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只有农民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利益。建构农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     

免除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其对策

一、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特征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制度内供给缺失。农村公共产品是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与我国农村居民利益直接相关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但很难完全由农民自己提供,一般应由政府提供。我国城市的公共产品的确是政府提供的,但是在农村,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则相对较少,农村公共产品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农村税费改革对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乱收费、乱摊派、乱开支”的问题,从而减轻农民负担,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没有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变革配套而行,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不足问题。要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就必须构建政府、民营经济、村民组织多元互动的制度格局,引入市场机制,明确不同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各司其职,保证各自领域内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