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流变

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而又敏感的理论问题。在各种政治理论文献中，以及我们日常的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着。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部分，意识形态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各国的学者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根据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给意识形态下了不同的定义，在意识形态的研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科学认识和防范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

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关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在深入阐明意识形态风险的实质和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应对需要从三个维度着力，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制度自信来保障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在对多样化思潮的引领中谋求意识形态的国内外话语权。完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科学防范意识形态风险。     

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关涉的几个问题

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要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确保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要发展先进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化格局中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重思想渊源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拥有三重思想渊源：一是法国唯物主义，二是德国古典哲学，三是英法德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沿用了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形式，但超越认识论维度，在存在论维度揭示意识形态从观念出发改变世界的空想性；德国古典哲学砥砺马克思实现对意识形态理解的存在论革命，并激发马克思在政治社会学视域、功能学维度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现代涵义；19世纪上半叶英法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的全方位的尖锐批判，为马克思展开自身意识形态批判的具体内容提供了历史材料和思想启迪。     

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与优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传播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要环节，因此，如何实现传播优化是当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课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传播过程中，要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扩大其传播影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必须实现其传播主体优化、传播环境优化和传受关系优化。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意识形态工作在政党的执政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当前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面临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不断提高党主导意识形态的能力。     

“技术统治的意识”：哈贝马斯的新意识形态论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科学成为意识形态，成为“技术统治的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技术统治的意识”有别于政治意识形态，成为新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也阐述了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看法。     

意识形态:社会权力维持与再生产的策略——试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内涵的发展

伊格尔顿先后吸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和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不断改进对意识形态内涵的界定，其目的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社会权力维持和再生产的策略，并深入探讨意识形态的表意实践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此同时，伊格尔顿也通过意识形态生产理论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了文学和审美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了它们作为意识形态的表意实践在维护和再生产社会权力过程中所发挥的复杂作用。     

冲突与整合：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教育与非意识形态教育的统一

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总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注入到社会中去，用以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实现社会控制和整合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社会结构，整合社会力量，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和机制。因此，加强意识形态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但在新时期，面对社会上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碰撞与冲突，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意识形态教育与非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机结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作用。     

嵌入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机制与实践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建设也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意识形态范畴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实践性，使得它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深入研究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和政治发展的逻辑关联与互动机制及其意识形态实践，这将有利于辨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实现意识形态的知识与价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意识形态的流变：概念、理论与透析理路

意识形态概念缘起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预设了意识形态概念起源的根由——去蔽。这在培根、特拉西、黑格尔那里得到了诠释。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是个近现代事件。对意识形态概念演变过程的考察，不能无视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基于这一过程的综合透析，以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本文试图总结社会变迁时期科学透析意识形态的可能理路。     

论民国时期（1924—1949）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缺陷

民国时期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在建构上呈现保守性、垄断性和法西斯化趋向，在意识形态宣传运作上呈现弱势化和重军队政府轻视党务的特点，由此导致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无能、无力渗透到基层，国民党的腐化劣化更使其意识形态宣传失去公信力。     

论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决定和谐社会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思想基础，和谐社会构建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要求。要科学把握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构筑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协调和谐社会多元利益。     

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及其治理

全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在网络舆论场域，网络谣言呈现出谣言传播强效化、谣言目标普世化、谣言界定多元化、谣言内容政治化等新特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带来严峻挑战：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分离”，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隐。为了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应从技术、道德和制度三个向度强化工作，从根本上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视域中的身体

身体虽不是阿尔都塞哲学的主题，但是他思考的重要对象和基础。在其意识形态理论视域中，劳动力再生产其实就是身体的再生产；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身体是生产关系的载体，也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生产关系的场所；在其一般意识形态理论中，身体是表述个体与世界想象关系的物质存在，是意识形态的身体。     

论国际化背景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在日益深入融入国际的过程中，无论从个人生存发展的微观视角分析，还是从国家社会兴衰成败的宏观视角来看，努力搞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都是时下重要与必要之举。当下，有三大威胁正侵蚀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即西方语言文字对汉语言文字的蚕吞侵蚀、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威胁以及国际化背景中我国社会存在的“去意识形态性”。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导国民的意识形态，构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良好空间，以及培养国民的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文化思考习惯，则是实现国际化背景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三条主要路径。     

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空间成像及其治理

新时代中国之治的理论擘画和顶层设计，赋予整体性治理图景之下意识形态治理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新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日益表现出对空间的依赖和抢夺，亟待立足空间视域开启意识形态治理研究的新维度。对意识形态的空间性与空间的意识形态性的双向阐释，架构起理解意识形态与空间的交互视域，为洞察意识形态风险空间成像奠定了理论前提。时空压缩的社会结构、社会空间的分化转型以及个体化精神空间与总体性精神空间的对抗，加剧了意识形态风险的叠加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形塑着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多重空间成像。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空间治理，应以空间生产为基础、以空间整合为核心、以空间拓展为保障，构筑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空间布局，掌握意识形态治理的主动权和领导权。     

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多一点统战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网络新媒体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日益复杂，愈发重要，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赋予其新的生机和活力。统一战线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应注重树立和运用统战思维，不断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邓小平对构建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具体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而具体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而言，又分为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邓小平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口号系统和具体内容。     

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的现实情势与应对策略

冷战结束以来，网络作为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正在重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处关系。当前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网络渗透的主要方式有：利用网络信息传播“脱域”特质抢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构造网络信息思想“陷阱”模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雕琢“文化景观”恶意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根基。当前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呈现出多重态势：在战略部署上，以资本霸权为主导推行“和平演变”“网络自由”和“文化白蚁”战略，进行全局性入侵和战略性渗透；在渗透内容上，以话语强权为利器实施妖魔化编排；在渗透形式上，以技术优势为支撑进行隐形宣传；在渗透对象选择上，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中心，通过培植意见领袖与豢养普通群众进行多元化围猎。针对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呈现的不同方式和多重态势，我们应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三方面探求反渗透纾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