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创新的合理性

为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以执行网络为基础,以协作性治理为补充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的创新成为新趋势。但是网络化管理和协作性治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从中性的工具主义角度来理解政策执行的手段性功能,相对忽视了这种方法创新本身的合理性。为了克服工具主义的片面性,需要自觉认识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及协作性治理作为模式创新的合理性。     

从工具主义到人本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重塑

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遵循,影响和支配国家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行为。传统工具主义与现代国家治理存在冲突,迫切需要作出转型,转型的方向即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弥补了工具主义的缺陷,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转变的最佳选择。为了进一步实现人本主义对工具主义的超越,需要以政治伦理的规范优化治理价值观、以多重权力的博弈优化治理权力观、以制度价值的彰显优化治理发展观,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治理话语体系。     

西方风险文化理论:脉络、范式与评述

西方风险文化理论作为一支极具代表性的社会建构风险观,自20世纪7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提出以来,经历了萌芽与形成、拓展与延伸的发展脉络.该理论具有文化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学范式特征.在理论上,它提出了建构主义风险认知学派,构建了以群体为单位认知与解释风险的社会学范式,提供了应对文化多样性的跨文化分析工具,为构建我国具有国际视野、中国特色的现代风险文化理论范式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研究——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以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等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以行政命令为代表的传统治理工具已经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政府需要对治理工具进行创新,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分析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的角度之一。从南京江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来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框架包括:一是以整体治理为主要理念、以联动治理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二是以合作治理为主要理念、以PPP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三是以行动主义为主要理念、以法定机构为代表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     

政府绩效评估：绩效审计的元工具探析

绩效审计是政府绩效管理机制和方法创新的核心工具,而绩效评估又是政府绩效审计工具的工具。政府绩效评估从理论基础、现实经验、制度平台及方法体系上构筑了政府绩效审计的元工具主义大厦。由于政府绩效评估元工具具有限性,因此,强调公私领域"普适性"的同时,更要关注政府部门的特殊性;强调审计评估指标量化的同时,更要关注非量化标准尤其是社会价值;强调政府绩效审计评估的同时,更要关注后续跟进;强调政府绩效审计评估个案的同时,更要总结推广成功模式。     

国内对发展主义的研究进展

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时期的发展主义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人、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进入后工业文明时期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发展主义在中国既占据神坛之位又饱受质疑。通过梳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类别和进展,提出国内对发展主义研究存在界定模糊、结合国内发展理论不足、国家发展战略分析和社会变迁阐释不够深入等问题,但以发展主义学说研究农村社会的视角具有开创性意义,值得深入探索。     

传统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反思与重构

传统社会主义法治观是一种以国家优先于法律为核心理念的工具主义法治观。由它衍生出的国家本位良法观、国赋权利观、天赋权力观和国家至上观,共同构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国家法治进步的观念障碍。重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基本思路,以法律优先于国家取代国家优先法律作为社会主义法治观的核心理念,把以人为本作为法治的最高目的价值,消解传统法治价值观的工具主义色彩。     

从实证主义的视角看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与个体

整体与个体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基本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复杂、开放系统之中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在对这些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之时,究竟是以社会整体还是以构成整体的社会个体为研究基点,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方法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区分,进而也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模型的构建。而在这些主义、方法、模型之中,都可以找到实证主义思想的渊源和影响。     

单位制研究的“新传统主义”及有关争论

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概念为中国单位制研究在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范式之外为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其理论前提在于国家高度集中的再分配体制垄断了重要的社会资源,而这成为国家整合和控制单位组织及其成员的手段和工具。分析梳理了学界对"新传统主义"单位制研究的批评及争论,指出单位制研究将面向多元化的具体组织情景,回归到真实的组织运作过程,由此将生发出新的理论增长点。     

加强社会法治建设“一流法治城市”

社会法治是当前深圳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加强社会法治建设是深圳全面深化法治、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固本之举和必然要求。要摒弃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把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方面;健全法律体系,以法律平衡社会利益,有效保护公民各项权益;着力构建多元共治的法律框架,依法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加快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夯实社会法治基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和依法监管社会组织,促进社会依法自治;加强网络治理,依法管理虚拟社会。     

重申德性:建构一种现代共和主义德性论

自由主义德性论试图从内部对主流的自由主义中立性学说进行矫正,但其本身缺乏足够的理论资源,又囿于自由主义的既定框架,其调整空间有限;而在当代共和主义复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具论共和主义则试图从外部借助"无支配自由"对自由主义展开批判,但未能充分发掘古典共和主义的德性传统,结果与自由主义拉不开足够的距离,几乎沦为某种改良版的自由主义。本文借助西方当代政治哲学中相关争论,试图勾勒一种现代共和主义德性论的理论纲要,从国家在塑造政治德性方面的作用、对不同政治主体的特定德性要求,以及培养政治德性的社会机制与心理机制三个方面,主张以温和至善论重建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关系,以新型德性论继承、转化和发展传统的政治德性,以有效的公民教育培养有德性的公民,展现这种现代共和主义德性论的基本面向。     

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信仰的培育

相当一部分法律工具主义论者在对法律信仰的虚幻性进行批驳的同时却因过分张扬法律的工具性而走向了另一极端.法律既具有工具性,又应被信仰,只是层面不同而已.综观古今中外,法律制定与颁行的首要目的无不在于维护其社会秩序及顺导人性之“善”、“恶”.过分张扬法律工具主义势必与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之精神产生强烈的冲突,因而,以法律工具主义的极端化思想推行法治,只会堕落为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基于此,为使法的信仰强盛起来,必须加强法律权利之完善及执法环境的改造.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辩证及限制

积极主义刑法观立足于社会防卫论的立场，主张动用刑法作为防范社会风险的手段。为了应对当前社会中不断增加的安全威胁，我国刑事立法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以犯罪化为主。刑法以相对积极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可以更好地保护法益。但积极主义刑法观可能存在前置法后置法衔接不畅、违背刑法谦抑主义、犯罪标签泛化等问题。为追求良好的刑法实施效果，应当对积极主义刑法观进行限制。具体而言，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活动中，应当以比例原则作为检视刑事立法是否具有必要性的工具。在保护超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选择上，应当倾向于为维持社会秩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利益。在犯罪设立模式上，应当坚持立法“定性加定量”的模式，在新罪增设中体现定量因素，将不需要由刑法规制的行为交由前置法进行规制。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强调“但书”条款的作用，通过对个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使刑法的处罚范围更为合理。     

公益“形意世界”中的“自我”转变——“80后”社会组织青年从业者价值观及行为研究

采取形意世界的理论视角,以叙事研究为方法,进入社会组织青年从业者的生命经验,理解其进入社会组织工作后形成的青年文化及机制。研究发现,公益行业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形意世界,改变了从业者的"自我",使其对社会发展形成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增加了社会参与行动,并增进了自我认识和内在力量,这些都有助于形成新的青年主体性和文化。然而,青年仍需在日常生活中与成功主义和物质主义文化进行艰难协商。此外,这样的"自我"转变需结合从业者过往生命经验和当下日常实践。     

反父权倾向与毛泽东的青年观

近现代社会的青年问题是与传统的父权文化相对应的一个问题。父权主义不承认青年的独立性,抹杀青年的自由意志,一味地以成人文化(?)律定其社会化的轨迹。毛泽东的青年观表现出近现代中国社会反封建礼教和反父权主义的积极倾向。他从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结合上,强调青年本体,揭示了青年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阶级性的本体论特点,提出青年的地位和社会化等问题。     

“社会问题”的性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不仅面向问题的提出,还面向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个人的机械总和,因此,社会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过程既不同于个人问题,也不等于个人问题的机械总和。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五四"先贤对社会问题的性质存在观念分歧,但都反对偏废"问题"和"主义",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论护国运动中的联邦主义

在护国军政府中,无论是欧事研究会,还是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有联邦主义诉求,这使得护国运动具有强烈的联邦主义色彩。联邦主义的出现,既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又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随着护国运动的结束,联邦主义逐渐沉寂。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空前分裂的特殊格局下,联邦主义又演变为声势浩大的联省自治思潮和运动。     

社会服务管理中的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张力:基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分析

在新公共管理的推动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已经成为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创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的发展也提出社会服务的管理问题。基于社会服务管理研究的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理论,分析研究G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服务购买过程及其相应的服务管理过程,发现G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服务管理呈现一种强管理主义与弱专业主义相混合的状态。在这种不均衡的混合状态下,社会服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为了减少社会服务管理中的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之间的冲突,可以采取提高专业社工在服务管理各环节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增强服务管理人员对社工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服务对象在社会服务评估的角色、兼顾服务评估的量化指标以及人文关怀等措施。     

风险社会境遇中的民主政治重构

启蒙现代性所建构的民主政治模式在风险社会境遇中显现了技术主义、工具主义、民族主义困境,民主政治重构的路径,就是通过参与民主、对话民主以及全球民主的拓展,消解原有观念和模式的内在悖论,以便能够恰切地应对风险冲突,积极地承担风险责任,有效地实施风险治理.     

社会资本:架通社会结构与行动的桥梁——读林南的《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林南的<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是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著作,该书在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资本的模型,指明社会资本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沟通联接意义.因此,在回顾社会资本模型内容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资本>具有系统主义、互动性、开放性、综合性等方法特征,最后提出对该书的一些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