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广西社会组织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其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从社会组织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环境三个不同维度对主要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从这三个维度提出针对性措施,以进一步促进广西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视域中社会组织发展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探析

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新生政权通过对社团的登记、整顿行动,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体制化吸纳,建构了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维护自身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结束后,市场化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改革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国家固然在其与社会的关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社会已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社会组织出现了逸出体制的态势。出于管控风险、维护政治稳定的考量,国家通过立法规制,再次对社会组织进行了体制化。但是这种严厉的政治性体制化进程遭到了市场逻辑的挑战。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开始分化,社会利益诉求趋于多样化。社会需要发展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与传递诉求信号。出于对发展经济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双重考虑,国家选择性地发展了与经济建设以及公共产品供给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但是这种选择性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利益诉求表达结构,对政治稳定形成了新的威胁。面对这种新情况,须在法治的条件下,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推动为弱势群体代言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以消解社会利益表达结构失衡带来的政治风险,更好地维护政治稳定。     

非法基督教民间组织现状调查研究——以河南部分地区为例

我国非法基督教组织发展迅速,活动猖獗,政府管控面临较大考验。通过对河南部分地区家庭教会非法宗教活动的个案研究,综合分析非法基督教组织的现状特征:组织发展迅速、影响扩大快,潜在社会危险问题与社会力量局限现状并存,具有一定社会正能量,现存问题影响组织发展和稳定,发展后劲欠缺。     

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但现阶段非政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法律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拟从宪法学视角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法律解决思路,不仅应当降低其设立门槛,而且应当赋予非政府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诉讼资格,同时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充分合作,鼓励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社会组织廉洁自律机制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加强廉洁自律机制建设有助于社会组织提升美誉度与公信力。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中已构建了一些廉洁自律机制,并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存在着态度上不重视、顶层分权机制缺失或空转、常规廉洁自律机制不健全、对廉洁自律机制执行不力等问题。因此,需从改善社会组织对待廉洁自律机制建设的态度、健全与优化顶层分权机制、完善常规廉洁自律机制、提升社会组织廉洁自律机制的执行力等方面着手,不断创新社会组织廉洁自律机制建设的路径,以期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契合。     

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启示

非政府组织近20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承担起了在政府、市场双重失灵的公共领域里的部分公共职能,推动了社会民生、民主政治发展,引导着企业负起更多社会责任。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其自身组织发展存在若干为人诟病之处。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经验教训,可为引导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研究:职能分立与功能融合——以珠海市C区为例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使得社会组织的出现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目前,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重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分立的雏形开始出现。但是,职能分立并不代表"政府"与"社会"功能分离,政府与社会组织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政府需要在社会组织培育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功能融合将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的根本途径。本文立足社会治理视角,以珠海市C区社会组织为对象,分析社会组织培育模式,指出职能分立是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基础,功能融合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保障。     

如何加强深圳社会中介组织的党组织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作为特定的组织形态,社会中介组织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适应社会分工与     

行业性社会组织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作用思考——以中关村的经验为例

随着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行业性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和聚集中的作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实证研究发现,中关村行业性社会组织在区域自主创新、创业、共性技术研发和创新生态体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行业性社会组织推动创新发展的经验启示我们,应着力打造提供行业共性服务或共性技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对其支持应由"输血型"资助转向"造血型"扶持,完善行业性社会组织治理结构、规范管理和加强能力建设,加强区域行业性社会组织发展生态体系建设。     

“互联网+”环境下社会组织的结构转型与监管

"互联网+"环境使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助推了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但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为此,社会组织在"互联网+"环境下只有主动调整与变革,加快进行组织结构的转型,才能顺应新时代的发展战略,增强社会组织战略适应性,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国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与启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出台一年来,全国各地政府纷纷加快推进和规范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一方面公众可以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国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起步早,实践丰富,在扶持引导社会组织发展、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方面有一些通行做法和经验,对推进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社会主义家庭道德原则初探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当前,为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探讨家庭道德原则是有现实意义的。家庭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产生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家庭”这个组织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人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形成的"总体性社会"逐步解体,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同构模式也渐趋消融,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引发了各类社会组织的兴起,我国的社会组织获得了长足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的包容力与多元化格局,给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注入了新血液和正能量,但与我国政府、社会、公民对社会组织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现实困境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未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     

社区治理视野下宣城市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笔者以安徽宣城近几年社会组织的发展为例,以社区治理为视角从中寻找出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不足,试着去提出一些建议,以便更好地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社会组织发挥公民素质提升功能的现状与改善

提升社会治理的效果,必须提升民众公共参与的质量,而这就关涉到民众的公民素质问题。民众提升公民素质的重要实践途径是参与社会组织的相关活动。从调查数据与访谈材料来看,现阶段社会组织对提升民众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宽容意识、公共责任意识,以及社会参与技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提升民众的法治意识、民主意识与政治参与技能的作用发挥尚不充分。这既有宏观制度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微观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要改善社会组织提升民众法治意识、民主意识与政治参与技能的作用发挥,必须规范政府权力运行,改革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制度,拓宽社会组织参政议政渠道。于此,就可为社会治理的发展提供更为优质的人力资源,社会治理亦有望臻于善治。     

美国行政伦理监督中的非营利组织

美国的一些非营利组织在行政伦理社会监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这些非营利组织行政伦理监督功能的发挥,有其一定的基础和作用机制,并且可以用相应的理论来进行阐释.美国这些非营利组织在行政伦理社会监督中的重大作用,对于推动我国行政伦理社会监督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成都社会组织发展的逻辑起点与制度保障

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变迁直接相关,成都社会组织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与成都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政府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成都为推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积极成果。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模式选择: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政府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一项重要政策,但采取的培育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国内外研究和实践表明,政府培育社会组织主要有两种模式: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机制为主要资源配置机制的直接培育模式,与政府赋权支持型社会组织、以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间接培育模式。两种模式在社会组织培育的需求导向、培育主体间关系以及资源结构和资源配置机制等方面具有不同特征。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培育主体在系统层次和个体层次上提供多维度的支持:在系统层次上,需要提供足够的生态容量、多元性支持以及有效的选择机制;在个体层次上,需要提供专业知识和社会网络的支持、差异有效的能力培育、多样化的外部资源以及顺畅的政策倡导。两种培育模式在这些方面有明显差异,从而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了不同效应。政府采取赋权支持型社会组织的间接培育模式更有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工会的去行政化改革及其路径

国家与社会的格局必须放置在历史中加以观察。工会组织的行政化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但是在当前,作为全国性与行业性社会组织联盟的工会,其去行政化需求显得越来越迫切。通过工会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与项目制运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去行政化的目的。     

“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对天津市两个省级组织的个案研究

我国社会组织面临着合法性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困境,并缺乏自主性,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对天津市两个省级体制内社会组织的个案调查,却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与之相反(而并不矛盾)的特殊事实。为了重构这两个组织获得合法性和经济资源及其一定的自主性的特殊逻辑,本文首先对组织社会学的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建立了体制内社会组织对国家-社会的合法性与经济资源的双重依赖的分析框架;然后,重构了两个个案对国家与社会的双重依赖格局,特别是揭示了其平衡这一依赖的相关策略。缺乏社会基础的体制内社会组织凭借和利用国家的特殊合法性支持而进入到社会领域中以汲取资源的相关策略,被称为"寄居蟹的艺术"。本文作为一项个案研究,其分析有利于提出研究假设,而其结论不能直接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