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而死:一种另类的自杀

求生而死的死亡从目的上看尽管与其他自杀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实际上与我们通常理解和判定的自杀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如果我们不把这类死亡归诸自杀类型下,就很难对其进行恰当的分类。因此,在灾难情景中行为者以求生为目的而采取的导致行为者自身死亡结果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自杀,一种另类的自杀。     

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研究——基于湖北省大冶市丰村的个案分析(1980-2000)

家庭结构及其变动和人们的死亡观念是理解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关键因素。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及两者变迁所呈现出来的双重失衡状态,使得处于劣势地位的已婚青年女性容易走上自杀之路。人们相信死后还有一个存在的世界,并认为在死后的这个世界中,能够看到对造成她们自杀死亡者的惩罚,因而,自杀成为已婚青年女性寻求救助的一种手段。在这两大因素背后,更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推动了自杀的产生。社会实践现场中自杀后的一系列表达是构成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对自杀死亡后进行想象的现实基础。现实生活中这种社会实践的上演与习练,会通过女性意念的投射与模化映置到未来的自杀实践中。     

大学生为何轻生

近几年来,大学生自杀人数逐年增多。造成大学生自杀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青春和死亡都不应该联系在一起。     

美国青少年自杀心理研究现状

无论是从基督教《圣经》的教义,还是从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来看,自杀——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都是一种罪孽,而这种罪孽大都是悲剧和绝望所致。在美国每20到30分钟就有一人自杀,美国每年大约有25000多人死于自杀。自杀是工业发达国家的10个主要死亡原因之一,是青少年致死的第二或第三个原因。有资料证明实际的自杀人数比记录值高25％到30％。有许多自杀被认为是事故,例如交通事故,溺水和从高处掉下来等,实际上都有可能是自杀。据估计在每一次成功的自杀背后,有8到10次自杀未遂。最近的报告证实,美国每年有12000名5到14岁的儿童少年就曾有过自杀行为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信实际人数多达24万人之多。在过去的10年中,15岁到24岁的青年的自杀人数增加了40％,其中男性为50％,女性为12％,自杀是该年龄组中第二位死亡原因。自杀是大     

论古代小说中的自杀方式

古代小说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自杀方式，这些自杀方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与自杀者的地位和性格有一定关系，也有助于认识古人面对死亡时的态度。     

自杀关联行为的刑法类型化认定路径探析

自杀关联行为包含劝说、帮助、欺骗、强迫、相约自杀等多种行为方式。传统“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讨论范式掩盖了各类行为的差异性，对行为定性失之泛泛，缺乏准确性。将自杀关联行为区分为劝说帮助、欺骗强迫、相约自杀三种类型会使行为定性更加精细和准确。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劝说帮助型自杀关联行为并不具有可罚性；在欺骗、强迫他人自杀的场合，只有当欺骗、强迫达到了剥夺他人自主意志的程度时，才可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相约自杀的情况，即使相约自杀的发起人未死亡，也同样不能将其定罪。     

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1980-2009)——兼与景军先生等商榷

通过对7省34村的质性访谈而获得的1980-2009年间604例农民自杀死亡案例的数据分析,本文认为当前农村自杀率仍呈显著上升态势。青年人自杀率的显著下降与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并行不悖地运行于当下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显著下降拉低了青年人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下运行,然而,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则拉升了农村的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上运行。分析指出,决定这种复杂形貌的因素并非农村女性的迁移所导致,而是由于代际关系变动与离婚加速兴起所造成。其背后更为深刻的机制则表明,当前农村自杀率的复杂变化是现代性持续地侵蚀农村的产物。     

大学生的生命价值教育亟待加强

近年来,人们从新闻媒体的不断曝光中,看到了大学生漠视生命的现象呈现出令人揪心的上升趋势。2004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美精神病学术会议的资料显示。在中国15岁至35岁的人群中,自杀居青少年死亡的首位。大学生的自杀率更高,据南京危机干预中心对部分高校的调查,大学生自杀率为1/5000,比全国自杀率高出一倍。此外,大学生伤害其他生命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的浓硫     

青年自杀行为的心理分析及防治

在人类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今天,自杀作为人类自我毁灭的一种行为,正在奏出越来越不和谐的悲调。当世界各地不断惊呼自杀率急骤上升,自杀正占据死亡原因的第二位以至第一位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我们的周围,自杀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多,来自自杀的威胁正日渐严重。自杀,已经成为世界性普遍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尤其是正值生命力旺盛时期,被视为希望和未来的青年的自杀,更是令人感到担忧和难以接受。他们为什么要自杀?自杀的动机可否逆转?用什么方法才能阻止他们走向自毁? 一、青年与自杀问题青年期是人生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美国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尔把青年期称为“大动荡”时期,他认为:“十几岁青少年的情绪通常很不稳定,十分孤独。那是一种不能自控、剧烈变动的精神状态,感情胜过一切。可见,这时的不稳定极为突出。青少年的情绪就     

自杀成为日本的沉重话题

自杀盛行，是日本社会的一个顽疾。据日本警方统计，自杀人数已经是交通死亡人数的 ３倍，其总数自 １９９８年首次突破３万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去年更是达到了 ３３０４８人。统计显示，今年突破 ３万人也在意料当中。 形势逼人，对于这一增再增的自杀人数，厚生省已表示，情况已到了“不能无视的程度”，为此将采取措施，减少自杀人数。根据规划，到２０１０年，政府将尽力将自杀人数控制在２．２万人以下。不久前，政府决定，明年拿出３亿日元（约２８０万美元），深入调查自杀的原因。 一般认为，在自杀的日本人当中，大约一半是因为健…     

心理解剖对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工作的启示

自杀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它不仅使自杀者生命消亡,而且也成为影响公众健康的重要问题.心理解剖是研究自杀死亡的有效工具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收集死亡者生前的相关资料和访谈相关人员,揭示大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和影响因素,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内容和应注意的事项.     

青少年自杀研究分析方法

青少年是否有自杀现象,是否构成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然而也是难以隐讳的。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自杀率在逐步升高,1976——1989年十多年里,曾出现过两次青少年儿童的自杀高峰,一次在1978年,一次在1988年。多年来,国内外科学家、教育行政领导拒绝承认幼小儿童也会体验到如此严重的愁肠百结、哀伤欲绝的感受,以致于他们会在死亡中寻求慰藉。Morris J.Poulson以他在加里福尼亚大学神经病院的一项研究成果对此作了     

青少年非正常死亡分析及其对策

非正常死亡,系指除老死、病故之外的人的生命终结。它包括自杀、车祸、溺水及工伤事故等而造成的人的生命终结。总的来看,近几年来上海市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正在逐年下降。但是,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青少年非正常死亡却呈上升趋势。     

“无待”:现代生活的灰色心态

最近闲暇时，卒读旅澳华侨袁玮一篇题为《无待的悉尼》的小说。小说反映一个地老天荒的情爱主题。主人公与一位叫杞的女人打得火热，难舍难分，但杞是有失之妇，难以与他琴瑟和鸣。无情的现实使之颓丧、悲哀，使之坠入了一片“无待”境界中，于是他“真诚地考虑过自杀”，甚至考虑了上百种自杀的方法，诸如用剃刀割腕、上吊、吃安眠药之类……虽然主人公后来死去活来，但作家刻划的主人公心态──“什么也没去思考，什么也没期待，什么也没干”的“无奈”境界，倒使我在这个故事未免俗套的表象背后，窥视到了作家的良苦用心，也使我顿悟生命…     

生死观上的人类智慧——中西生死观比较

生死问题一直是人类所关注的问题,中西方的生死观都重生敬死,但中国的生死观强调个体生命的义务和责任,消极的回避死亡,而西方却将生命看作是个体的权利,将死亡看作生命的必然,勇敢的面对死亡。比较分析中西生死观的异同,有利于我们将比较所得用于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如何看待生命的权利问题,如何对待自杀的问题,如何看待死亡的问题。     

自杀的国家干预浅析——以《自杀论》为视角

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认为自杀人群可以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和动乱型自杀。结合我国自杀人口的特点,可以认为我国自杀人口多为利己型和动乱型自杀者。这两种自杀根源在于社会单位解体、社会意识控制力下降、社会秩序混乱。针对我国现阶段干预自杀的措施流于形式、效果欠佳的现状,可以在法律规制层面上重塑社团、发挥社团融合个人与社会的作用,效仿日本进行预防自杀立法两方面对自杀进行干预。     

香港青少年自杀问题

一、香港的自杀情况 自杀率以10万人为基数,以香港1971年的自杀率9.6为例,即平均该年每10万人中,有9.6人自杀致死(见附表)。在过去二十年来,自杀率曾有一些波动,而二十年的平均自杀率为11.3。在二十年里,以1982至1984间的自杀率稍为偏低,在1976年至1980年间的自杀率为高。附表亦显示在这二十年间,个别年龄组别的自杀率的升降与所有年龄平均趣向甚为相似。普遍来说,1976至1980年间的自杀率较高,在年长的年龄组别中更为明显。在自杀率与性别的分析显示,男女性自杀率比例为1.3比1,比起很多的西方国家如美加地区等,其自杀率介于11至12之间,以日本和新加坡两亚洲国家作参考,其自杀率分别为     

正常年代的非正常死亡(外一篇)

相对于战争和动乱的年代,政治运动频繁和大饥荒的年代,现在应该说是正常的年代。在战争、流亡、武斗、饥荒和无法无天的政治运动中,死于非命的,无论自杀或他杀,一律被称为“非正常死亡”。不正常年代的非正常死亡,由于具有群体性,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不可抗拒性,虽然有许多是人为的,但饱经忧患     

17例铁路货物列车“拖尸”案（事）件性质鉴别

铁路货物列车“拖尸”案（事）件是指受害人由于他杀、自杀、意外死亡等原因,尸体被货物列车从事发地拖运至发现地的案（事）件.在1991年-2012年上海局鉴定的17例货物列车“拖尸”案（事）件中,意外死亡12例、杀人碎尸1例、自杀1例、其他3例,死者以男性为主（16例）,多为乡村农民和盲流,死亡原因主要为机械性窒息和颅脑损伤.在17例货物列车“拖尸”案（事）件中,受害人多为缺乏铁路常识,无钱买票而爬乘货物列车的乡村农民或盲流,尸体通常多在货物列车终到站并多在卸货时被发现,由于尸体现场遭到人为或外在不同程度的破坏,增加了法医学鉴别的难度.     

浅析“宋福祥”案

“宋福祥”案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于夫妻间是否存在救助义务，违背救助义务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众说纷纭。通过深入分析可知，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那么夫妻间就更加有救助义务。在其妻子自杀的情形下，宋福祥应当竭尽所能的阻止其自杀，但是宋福祥当场却没有采取任何的救助措施，违背了他对妻子的救助义务，其行为构成了不作为。同时在认识到自己的见死不救会导致李霞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宋福祥既没有劝阻，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助措施，就充分暴露了其放任李霞死亡的心态。因而宋福祥具有故意杀人的主观心态，齐备了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