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方法构建“多元一体”的司法哲学——基于法律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合作

以法律方法为主体的司法方法是司法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构建中国当代司法哲学,应当重视法律方法的作用。基于不同的法学范式,法律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均可以生成属于各自学科的法律方法,两者对于构建司法哲学均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构建中国当代司法哲学,应该发挥法律教义学的基础和主导作用,同时合理发挥社科法学的补充和扩展作用。在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应当基于两大学科的内在关联性,促成多元法律方法之间的合作,共同构建"多元一体"格局的司法哲学。     

论中国司法教育改革与诊所法律教育

虽然中国法学教育在新世纪呈现出了勃勃的生机,然而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如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等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系在我国司法教育改革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通过对诊所法律教育的探究,试图借鉴国外成功的法学教育模式来寻求一种弥补我国司法教育不足的方法。     

对中国传统司法思想的考察与评估——评崔永东新著《中国传统司法思想史论》

《中国传统司法思想史论》一书是司法思想史这一＂叙述＂方式的首次写作实践,有着学科体系及方法论上的启示,提供了解读传统司法思想并加诸于现代法治实践的诉求。《中国传统司法思想史论》以仁道、中道及和谐三观来概括中国传统司法思想的意蕴,并以此统领＂史论＂全书。＂清华简＂等史料（新材料）、＂非人物为中心的多线并行写作＂（新方法）、＂中国传统司法思想＂（新问题）三者结合是本书最大特色之所在。     

法律通往自由: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读周永坤教授《论自由的法律》

法律是自由而不是枷锁,是拯救而不是奴役。自由是法律的永恒价值,这个价值却长久地在中国的法律中失落,使中国的法律难以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使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举步维艰。因此,深入探索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以自由为圭臬改造中国的法律,进而影响中国的司法实践,重塑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周永坤《论自由的法律》一书的价值所在。该书以人的自由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探讨了法学、法律、司法、法治、法律文化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力图以自由为圭臬,重建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学术尝试。     

社会学法学

著者在该书《绪论》中介绍说：“20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学研究中心从欧洲向北美的转移，欧洲和美国的法律社会学构成了法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两大传统。故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涉及欧洲的社会学法学传统，其主要人物有孔德、斯宾塞、耶林、涂尔干、韦伯、狄骥等人；下编主要讲述北美的社会学法学发展历程，其中主要涉及霍姆斯、卡多佐、卢埃林、弗兰克、布兰克以及北美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等人物和派别的社会法学理论。两种社会学法学传统之间有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欧洲大陆的社会学法学受先验理性的影响较大，重在对社会学法学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而北美的社会学法学则受经验理性的支配，     

文品与人品——读李瑞环同志文集有感

最近,学习了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关于＂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的讲话,如春风扑面。文中力诫＂长、空、假＂,切中要害;力求“短、实、新”,恰到好处。南此想起近年来常常拜读的李瑞环同志《谈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学哲学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务实求理》等系列文集,更觉同味无穷,感慨良多。     

和谐司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龙大轩、孙启福在《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古往今来，法与理、公正与效率、援弱济困与法律平等保护、诉讼至上与多元解纷之间的文化冲突，从未断绝，和谐司法正是化解其间矛盾的价值统率。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对和谐的追求一以贯之，形成独特的司法文化传统，至清末法制改革而终结。当代社会明确提出和谐司法，不仅是对曾经中断的传统进行继承和发扬，对现实司法理念的提升和司法状况的改善，更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     

法律论证及其在法律方法体系中的地位

焦宝乾在《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3期撰文认为，作为当今法学研究的新领域，法律论证具有目的性、论辩性、交涉性、合理性、实践性等特征。法律论证既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也是一种职业技术与法律方法，因而法律论证一般被定位为一种法律方法。法律论证体现了当代法律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如何将法官做出的判决予以正当化、合理化，已经成为当今法律方法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著者在该书第六章“暂时的结语”中写道： “在本书的讨论中，我对中国法学在1978年至2004年这26年中的发展，亦即我所谓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对支配此一法学时代的‘现代化范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追究，对构成此一法学时代基本知识内容的‘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逐一做出了分析和批判，而且还明确对其发展过程缺失对中国现实予以关注的现象（包括中国法学的‘都市化取向’）提出了根本的质疑。经由上述的努力，我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律／法制的发展，而只能致使西方法律／法制在中国的移植和拓展，实是因为它受到了一种源出于西方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律／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与此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终于导致了我所谓的中国法学的‘总体性’的结构性危机，或本文所谓的‘范失’危机。     

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机制创新

汪习根在《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社会转型致使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如欲标本兼治,就应当站在法哲学的高度,辨证施治：在情理法动态平衡中完善释法说理机制;以法律功能二元论为导引创设社会风险评估法律体系;依司法权特质区隔司法调解与非司法调解以优化法律判断路径;在“三位一体”新程序理念下重塑法律协作关系模式;奉执法之互动与人本理念强化民意表达释放机制。     

通向法律的军事抑或通向军事的法律——军事法学研究进路的回顾与展望

军事法学在其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研究进路上的两种倾向,即通向法律的军事和通向军事的法律.这两种进路在军事法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未来军事法研究的进路依然是围绕解决法律与军事在军事法中的矛盾展开,但突破口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这对军事法学科的自治以及与其他社会学科的融通至关重要.     

清代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司法管辖与多元法律的一体化构建——以新疆为例

由于复杂的人文与地理等因素,清代新疆法律呈现国家制定法、宗教法、习惯法等多元法律并存的基本格局和样态。为实现政权稳固的政治目的,清政府始终致力于边疆地区法制的统一与多元法律的内部整合,其中主要通过对重要刑、民案件的司法管辖权的掌握与监控推动法律适用的统一与清代新疆法律与内地的一致。     

法律冲突中的法律适用困境及其解决——以《民法通则》第149条与《继承法》第36条之冲突为例展开

法律冲突的存在,引发了法律适用的难题。在法律冲突情境下,法官是否有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力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以《民法通则》第149条与《继承法》第36条之冲突为例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法律冲突情境下的法律适用步骤比普通情形更为复杂和困难。在案件不涉及法律漏洞、法律空白以及法律冲突的情形下,法律适用很可能仅仅是一个"规范+事实=判决"的三段论推理过程。而在法律冲突情境下,法官首先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消解冲突,如果通过法律解释无法消解冲突,则可以根据法律冲突规则选择适用法律,只有当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法律时,才送请有权机关裁决。     

连环“杠杆”撬动司法“老大难”——六盘水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决议加强司法监督纪实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有这样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如果把人大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检察院的司法监督比喻成一根杠杆的话,那么这个《决议》就是杠杆的支点。     

《民法典渐行渐近》系列报道之三:合同编:司法实务与立法实践之经验

在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中,合同编以六编分编之中最多的条文比重,足显其分量。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共23章428条。     

重新解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之课程功能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性质、目的和功能是其三大宏观柱石。不慎思其任一问题都会导致教育教学的盲目或顾此失彼。在此,笔者选择＂课程功能＂,用新的视角和思维予以解读和诠释,期待同仁批评讨论。     

法律、自由与正义——英国宪政的法律基础

著者在该书《序言》中说：“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反思当代法律和政治理论中的诸多令人瞩目的重大贡献，对许多传统观念和保守原则提出挑战。特别是，本书试图减轻法律实证主义对现代宪法的束缚。在对法律与政治或法律原则与政治原则之硬性区分的价值进行思辨的同时，作者也希望努力缩小公法与法律理论之间的惯常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