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墨西哥移民问题——以20世纪中期美墨季节工计划为中心的考察

美墨季节工计划通常指1942～1964年间两国政府签订的跨国劳务计划,它不仅标志墨西哥季节工的移民活动从自由化阶段转向制度化阶段,也加剧了墨西哥人合法或非法的越境活动.该计划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典型代表,也是墨美移民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在两国移民史上占有独特并重要的历史地位.季节工计划的文化和社会意义颇为深远,它在1848年确立的美墨政治边疆上建立起持续扩张的"人口边疆"和"文化边境",在两种文化交汇处构建起"墨西哥-美国"社会.     

身份认同、经济合作与墨西哥的对华政策

中国和墨西哥建交以来,双边经济合作发展迅速。然而,至墨西哥现任总统奥夫拉多尔执政以前,墨西哥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并没有随着经济合作的增长而同步提高,两者之间甚至出现了错位情况。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一国政府对特定双边关系的重视程度?本文认为中墨双方的身份认同和经济合作期望共同影响了墨西哥对与中国关系的重视程度。本文使用话语分析和一致性测试相结合的方法,根据身份认知是否相似、相互期望是否满足选择了四个研究案例。埃切维里亚执政期间,墨西哥和中国的身份认知相似,但经济相互期望没有得到满足;卡尔德龙执政期间,墨西哥和中国的经济合作迅速发展,但在政治领域出现了巨大的认知分歧,在这两个时期墨西哥都没有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萨利纳斯执政时期,墨西哥与中国的身份认知不同,经济合作空间也十分有限,两国关系处于低谷。培尼亚执政时期,中墨身份认知相似,经济合作预期得到满足,两国双边关系日益密切。身份认同的优先级高于经济合作期望,经济合作期望的满足能够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身份认同决定着两国关系的发展程度。     

20世纪墨西哥外交政策的演变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反映了对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根本利益的认知。墨西哥外交政策的演变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20世纪70年代以前,墨西哥政府采取比较被动的、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其重心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是以墨美关系为核心,较少与西半球以外的国家发生联系。(2)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墨西哥的对外关系逐渐走出孤立状态,外交上摈弃了过去的防御性政策,转为更加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提倡第三世界的团结,最突出的表现是强烈的多元化色彩。(3)80年代中期以来的墨西哥外交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领域,其政治色彩趋于淡化,突破了外交政策传统的界限,对国家安全予以新的解释,这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密切相关。     

对发展中国和墨西哥关系的几点思考

中墨友好合作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广泛的共同利益、广阔的发展前景。不断丰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推进南南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墨建交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关系得到了全方位、迅速的发展: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科技合作卓有成效,文化交流异彩纷呈。但是,中墨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墨贸易中,墨西哥逆差较大;反倾销问题;非法贸易和非法移民问题;经济技术合作和相互投资力度不够大。为进一步充实和深化中墨战略伙伴关系,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双方共同努力,减少贸易的不平衡,积极考虑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将墨西哥列为"走出去"战略的重点,等等。     

转型期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转型期,中国和国际社会依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标准,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这些充满疑虑和矛盾的认识与评判,集中体现为关于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四个困境:中国是否实现了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参与者,还是破坏者、变革者?为此,中国迫切需要明确自己的国家身份,调整与规范国家行为,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冷战后的中国—东盟关系探析:身份政治的视角

冷战结束后,中国—东盟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发展。冷战后东亚地区认知结构的变化及中国对东盟规范的内化使中国有了新的身份定位,在这种身份定位指导下的国际实践加深了东盟对中国新身份的重构和认同。中国身份定位的温和与理性及中国自我利益的不断扩大是导致东盟认同中国新身份的重要因素。身份政治理论在给我们提供新视角的同时,其学理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便更好地解释和指导国际实践。     

浅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是冷战后兴起的一种新型国家问关系。中国和巴西具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意愿及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潜力。1993年中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两国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重大进展,在经济、科技和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合作尤其令人瞩目,开创了发展中国家一系列合作的先例。由于两国的具体利益和对战略伙伴关系的期许存在差异,双方的合作也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然而,只要两国的整体优先目标保持一致,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就会继续向前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在进入21世纪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并于2012年被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世纪2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的甘地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今,中国的甘地研究经历了近百年的曲折历程。这一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20年代初期至1950年代中期;195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初期至21世纪。本文从纵向考察与横向剖析相结合、历时追溯与共时探究相兼顾的视角,对中国甘地研究的前两个时期进行了系统探讨,揭示了其演进历程和渊源,基本特征和内容。     

国家身份、集体身份与激励机制——巴西参与金砖国家的核心动机分析

国家身份是影响国家利益、对外行为的关键因素。本文采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家身份构建、国际机制功能等学理逻辑,旨在厘清巴西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核心动机。根据建构主义强调的本体认知到“他者”反馈的身份构建路径,文章对巴西的国家身份和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分别从自我认知及国际社会反馈两个视角进行了解析。相比较而言,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集体身份的认同度要高于对巴西国家身份的认同度,这使得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有助于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机制。具体而言,金砖国家不仅强化了巴西的多重代表性身份,而且对巴西拓宽国际议程、提升国际影响力认可度都具有显著的激励效果。博索纳罗政府执政以来巴西外交导向“右转”明显,但基本延续了前几届政府的金砖合作政策,这实际上也进一步印证,金砖机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作用是巴西参与该机制的最核心动机。     

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

阿拉伯世界①是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价值、阿拉伯语为交流工具的文明体系,与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并称为世界三大文明体系,其中,伊斯兰与儒家文明分别位于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自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争(Battle ofTalas)后,双方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换言之,古代的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看起来各自封闭,且是互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物。②但自16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刺激了文明之间的交流,整个世界随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中国与欧盟关系

随着欧盟扩大至25 国, 今后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与欧盟鉴于经济 政治战略上的相互需要, 求大同存小异, 从“ 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 到“ 成熟的伙伴关系” , 合作与交流不断加深, 政 治经济对话机制日趋完善。进入21 世纪后, 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已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 今后最重要的是 要抓住这个良好的机遇, 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 从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 舍弃枝节, 抓住主流, 实现共同发展。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中国与欧盟关系

随着欧盟扩大至25 国, 今后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与欧盟鉴于经济 政治战略上的相互需要, 求大同存小异, 从“ 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 到“ 成熟的伙伴关系” , 合作与交流不断加深, 政 治经济对话机制日趋完善。进入21 世纪后, 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已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 今后最重要的是 要抓住这个良好的机遇, 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 从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 舍弃枝节, 抓住主流, 实现共同发展。     

浅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印泰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分享东盟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印度积极发展与泰国的关系，两国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印度发展与泰国的关系只是印度东进战略的一个部分，但泰国却是印度进入东盟的桥梁，印度欲通过发展与泰国关系，对东盟施加自己的影响。本文对印度提出“东向政策”以后印泰关系的发展历程、原因及前景做了阐释，并对印度发展与泰国关系对中国的影响作了简要的分析。     

移民政治认同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以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例

本文拟用政治学理论,以冷战时期的新加坡、印尼和缅甸等国为例,从移民政治认同、移民政治认同的建构入手,探讨移民政治认同对国家关系的影响。笔者认为,移民的政治认同,如同移民的文化认同一样,如果处理得不好,不能顺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迁,不仅会给移民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困难,而且也会引起国家之间的紧张,以致国家关系的破裂。     

平行外交视域下的拉美城市外交——以墨西哥和智利为例

全球化的发展让国家之间、不同层次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也使民族国家的主权权限受到削弱。国家不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主体,省州、城市等次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起来,国际交往呈现多层次的形态。拉美国家政治民主化、去中心化的发展,引发内部结构调整乃至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力。同时,地方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激发城市谋求国际合作。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地方政府积极与外国对等行为体建立联系,在国际合作中推动可持续发展,并通过组建拉美区域城市组织,融入城市外交的世界网络。迅速发展的城市外交已成为拉美国家重要的国际关系新议题。此间的中央—地方关系、各行为体之间的内外互动、地方行政权力大小及结构调整都值得研究。本文从平行外交理论出发,结合拉美政治和地方发展实际,选取联邦制的墨西哥、单一制的智利为案例国,对拉美国家城市外交发展的背景、动因、成效及其组织网络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探讨城市外交的发展规律。     

身份认同与社会性存在：中国国家本体安全的寻求与调适

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博弈中,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面临着多重身份认同、跨国沟通网络和群体情绪/情感等问题带来的新型挑战。多样的身份认同危机会导致国家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出于维系“社会性存在”的目的,国家会启动情绪/情感性自我保护机制,呈现以“焦虑感”为特征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带来国家间的安全对抗和冲突。获取国家本体安全取决于国家自传式叙事的连续性与“自我—他者”信任关系协调机制两条路径的均衡发展。在百年大变局下,“何为中国”的自传式叙事正由“内向型”的国家主体性向“外向型”的国际能动性身份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身份转型和国家本体安全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成功建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新型负责任大国叙事体系;另一方面,有赖于重塑和调适中国与西方大国和国际社会的“竞合型”与“和合型”两类信任关系,其调适结果不仅是实现“自我—他者”良性互动的前提,也是决定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生态的关键。     

新身份·新利益·新外交——对中国新外交的建构主义分析

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新外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在分析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新外交首先反映出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即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已从境内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世界,而且从主要追求物质利益、经济财富到国家形象与经济利益并重。而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又是中国国际身份认同转变的结果。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一个倡导合作的国家和一个积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印度的贸易投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印度政治关系的改善,中印双边贸易投资不断扩大。但中印之间也存在着贸易投资比重小、贸易不平衡、贸易摩擦频繁等问题。本文分析中国与印度贸易投资的现状与问题,探讨其发展趋势及前景。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 中国的 国家身份几经转换, 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 国际社会的一员, 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来,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履行国际义务, 维护国际秩序, 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 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公共外交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以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为例

当前,中国国家形象面临着严峻挑战,亟待借助公共外交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本文结合拉斯韦尔传播过程模式,从信源、信息、媒介、受众及效果五个方面对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这一个案的公共外交效用进行较为系统客观的评析。在此基础上,主张从主体、客体、内容、形式、体系等几个层面着手积极建构未来中国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