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另册者说

谈到我们的劳动制度,人们常说“一次分配定终身”,这多指具体的职业,即单位、工种等。其实,由于工作单位及工种的可调换性,这种“定”的弊端还不是很严重;而决定职业本质的编制;即是国营工人、国家干部还是集体工人,这才是对一个常人的终生起巨大影响的关键。 作为一名66届高中毕业生,下放回城后待业7年,勉强获得大集体编制,当了名集体建筑工。1977年高考失败(考上大学,却因父亲在“文革”初被斗     

讲“是非”与讲“利害”不能割裂

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偏重于讲是非,不注意讲利害,道理讲了一套又一套,却不太关心这些道理是否合乎群众的现实需要。     

有感于“叫他上来”

某厂有位新提拔的政工干部,想与一位有思想疙瘩的工人谈一谈,就让人捎口信叫他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不料,那位被传呼的工人正在气头上,冲口说了一句:“他为什么不能下来?我已经上去好几次了,他下来一次都不行?”这位工人的话可能有些“冲”,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为了解决思想问题要和人谈一谈,无论叫人家上来还是自己下去,似乎都只是一种工作方法,应无高下优劣之分。然而仔细思之,自己下去可能比叫人上来更好些。     

少不了但要改进——北大同学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议论

这些年来,思想政治工作者遇到的最尴尬处境是: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厌烦、不信,青年职工和学生尤甚。是思想政治工作宣传的东西错了还是社会根本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是客观环境造成的还是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的问题?日前记者到北京大学采访,听到了几位同学对此问题的议论。 关键是“怎样做好”的问题 刘晓丹(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名词虽然不是各国都有,但这方面性质的工作却各国都存在。比较起来,西方人似乎与生俱来有一种“法律保护自我”的观念,而中国人的传统心     

我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万绍芬和她的“生活日”

七月的一天,上任一个月的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冒着酷暑来到群众当中,过了一个紧张、愉快而又有意义的“生活日”。“生活日”是万绍芬为了直接接触群众、体察民情而采取的一种联系群众的方式。这一天,万绍芬从早上六时许出门,过问“菜篮子”、挤公共汽车、看望清洁工人和高温作业的工人,接着又来到一个小煤球店,及至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了。万绍芬是我国第一个女省委书记,过去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去年,全国妇联还向各省市发出《学习万绍芬同志,做优秀的妇女干部》的通报。     

三个“为什么”

日前,河南一位县委书记针对当地干群关系现状,向该县的干部提出了三问:“为什么干部的交通工具先进了,与群众的距离却远了?为什么干部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却不会做群众工作了?为什么群众的生活富裕了,对干部的意见反而增多了?”这三个问题提得很好,值得所有的基层干部思考。     

对卡贝及其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评价的质疑

埃蒂耶纳·卡贝是法国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享有盛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的代表作《伊加利亚旅行记》在工人和其它群众中发生过广泛的影响。人们尊称卡贝为“慈父”,赞誉《伊加利亚旅行记》是他们的“圣经”。卡贝的学说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派别,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一页。     

来稿摘登

产业工人的“七个想不通” 湖南省委宣传部企业处:最近,我们对部分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情况做了调查,了解到职工一些深层次的思想问题,较为突出的是,工人情绪难以理顺,心理不平衡。“七个想不通”具有一定代表性:①为什么在企业里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职工富不了,而那些自私自利又不安份守己的人却大发横财?②为什么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产业工人收入低,     

迷惘中的期望——北京丝绸总厂职工座谈思想政治工作

当前,为什么普遍发出了“思想政治工作难做”、“思想政治工作不灵了”的感叹?应该如何改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与北京丝绸总厂的政工干部、行政管理干部和工人,作了推心置腹的座谈。     

灌输原则要坚持 具体方法应改进

思想政治工作的灌输原则到底应不应该坚持?这是几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讨论思想政治工作传统问题,不能不讨论灌输问题;而灌输作为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根本原则,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理解它、实施它的时候,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从而导致了人们对“灌输”的种种误解。什么是“灌输”?《现代汉语词典》中注:输送(思想、知识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灌输”最权威的阐述,无疑是列宁了,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就灌输谈了这样几个意     

这样的"数字化"要不得

南方一个曾经是思想解放的 “先驱城市”,其有关部门作 出了在那里入户的新机动车号牌尾数不再出现“4”的决定!说是为了顺应广大市民忌“4”喜“8”的传统心理。打着顺应市民心理的招牌,看似“亲民作风”,实乃“亲迷(信)”作派,维护的是迷信的陋俗,改了尾数,却也当了群众的尾巴,迎合了不健康的风气。搞四个现代化,岂能靠“口彩”和这样的“数字化”? 如此类推,民间“忌口”的东西还很多,萨“斯”岂非应改成萨“活”;“煤”炭工业部,就该改称“黑金”工业部;“媒”人作媒也不好叫了,因为有个“霉”字的谐音;按倡导者的忌口主张,广…     

“群众接待日”异议

现在,不少单位建立了“群众接待日”制度,把领导接待群众的时间作为制度固定了下来。但从实践来看,却出现了一些与原来意愿相悖的结果。工人们说,我们过去找厂领导谈心,反映情况,随便什么时候,不计什么场合,很自然、很顺畅;现在有事想找厂领导说说,厂长便说:“星期一下午是接待日,有事可到我办公室谈,非常欢迎。”我们工人平时有啥说啥,要一本正经地在规定时间去厂长室谈,反而感到紧张。厂长们则认为,我们制订了群众接待日制度后,每逢接待日便丢掉其它一切工作,真心诚意地在办公室等待上门的工人群众,可总是“生意清淡”,门可罗雀。由此看     

光“哥俩好”还不够

曾几何时,一些厂长、书记们在争论,一些工人群众在议论,一些工厂企业的上级管理部门和上级党委也在评论:是“中心”大,还是“核心”大?是厂长大,还是书记大? 怎样对待这一矛盾?华丁同志在《了望》周刊1989年第48期和1991年第6期上,两次发表文章,谈“要‘哥俩好’”:厂长和书记要分工不分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支持,互相补台,形成一股向心力,企业就一定能管好,出质量、出效率、出效益。 我赞赏华丁同志的厂长和书记要“哥俩好”的观点。但又觉得光“哥俩好”还不够。因为今天好,明天可能又不好;在     

划清社会主义政策和资本主义政策的界限

近几年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实践证明,这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的人却对此忧心仲仲,担心会偏离社会主义;有的人则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究竟我国现行的政策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清除“左”和右的思想影响,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分清界限: 一、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不容混     

河北:新的警民关系是怎样建成的?

1995年9月18日,《保定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位县公安局长的来信,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公安民警接触群众做工作,开口便称“大娘”、“大嫂”,让人听了很亲切,而现在,这种称呼却很难听到了。这说明了什么?《保定日报》以此开辟专栏,40多天收到来信来稿来电逾千件。有一封来信指出,“大娘”“大嫂”的称呼,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干部也好,警察也好,只要心里有自己的衣食父母,“大娘大嫂”的称呼自然就会不离口了。还有一封来信说,这些年,有些人对“先生”“小姐”十分亲切,却疏远了“大娘”“大嫂”,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忘本的表现。     

谈谈据实讲解

邓小平同志在党代表会上指出,对于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可以说,据实讲解是对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力之所在。然而,至今尚有不少同志不大注意这个据实讲解,其原因分析起来大概有:一、把时事政策教育看得简单化,似乎一说时事政策教育,就是照读“宣传提纲”,至多搞点“注释”,而很少考虑宣传效果;二、对群众的觉悟缺乏正确的估价,担心据实讲解会引起群众的思想波动;三、消极地吸取过去     

对回归后香港工运发展趋势的探讨——庆祝香港回归一周年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集中全党智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解决港澳等问题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体现了求实与创新的思想特色。弹丸之地的香港有六百多万市民,其中绝大多数是靠工薪生活的工人群众,因此,他们的劳动生活状况、社会、政治地位将会极大的影响香港市民的动向。现在香港回归一年了,香港工人运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如何?有哪些新问题、新特点?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探索。笔者认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工人运动将作为工运     

大庆群众自我教育的特点

为了学习大庆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管道局组织部分同志实地考察了大庆基层群众自我教育活动。经过考察学习,大家认识到了大庆群众自我教育的主要特点,即:针对群众深层次的思想问题;开发群众在教育中的主动精神;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群众高兴满意的氛围。一、针对群众深层次的思想问题以什么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避重就轻、避难趋易,还是敢于针对群众深层次的思想问题,这是搞好群众自我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国际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东欧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挫折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群众深层次的思想问题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问题和对党的领导的信任问题。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重点和难点也在这     

小议三个关系

“有位”与“有为”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有位”和“有为”问题,多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到底是“有位”才能“有为”,还是“有为”才能“有位”?意见常常莫衷一是。其实,这是个“说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如同争论世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有位”与“有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上下”、“左右”关系一样,你能说清哪个为先、哪个为后?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上”就没有“下”,同样没有“位”就没有“为”,没有“为”就没有“位”,二者相辅相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的同时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在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同时更加突     

暗示力

一天，史瓦布先生去厂房巡视，无意间发现一伙工人正围在墙角抽烟，而墙上却明确地写着“严禁烟火”4个大字。他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并没有对他们当头棒喝，而是悄悄地走过去，给每个人都递上一支烟，然后才若有所指地说：“走，大家还是到离厂房远一点的地方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