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的形成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出现的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这一路线的形成,与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有直接的关系。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的理论,是立三路线的理论来源;共产国际的反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斗争,为立三路线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国际政治声势;共产国际的“左”倾政策指导,也对立三路线的形成起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咸为立三路线的政策基础。     

瞿秋白与罗明纳兹

在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的全权特使来到中国，此时，瞿秋白作为陈独秀的继任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们领导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把我党的斗争历史从国民革命阶段推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又共同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令人痛惜的损失。罗明纳兹与瞿秋白在合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领导与服从、“钦差大臣”与无法避免的教条主义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盲目指导与中国党对共产国际的盲从。     

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和贯彻六大路线的影响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24年历程中,既有伟大的成功,也有令人遗憾的错误。它对中共六大路线的制定及其贯彻实施的影响就典型地反映了其功过是非。本文以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反"左"到推动中共"左"倾为经线,从肯定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六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有功、强制中共背离中共六大路线有责、中共自身有背离六大路线的"左"倾思想基础三个层面来体现本文的立意。我们要有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态度,认清"左"倾错误之顽固、危害之深,这是本文要旨之所在。     

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福建事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新史料表明：召开此次全会及提交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候选名单，系中共临时中央1932年12月提出；全会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亦为共产国际所起草。在福建事变中，中共与十九路军的合作不成功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博古、李德等对福建事变的态度，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从传奇到真相：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报告纠正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

陈云1935年到达莫斯科前,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只能从报纸上获得长征的认识,这些认识往往具有浪漫色彩,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差距。考察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遗存的三份讲述长征的文献,可以还原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的情况。陈云的汇报揭示了长征胜利的原因,介绍了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改组、军事战略调整等等情况,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使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发生转变,从而纠正了此前关于长征的不实之词。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倾错误原因论析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因成功地反对了王明“左”倾路线而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究其“左”的原因，主要是由理想主义、经验主义而导致主观主义，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没有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特点，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及当时国际国内的一些原因，使“左”的错误持续了二十年的时间。     

邓小平对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贡献

从党的八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多年间,邓小平为纠正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中的“左”倾错误,形戍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作出了巨大努力和重要贡献。     

人民公社所有制关系的变化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和毛泽东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农村的实际，导致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过渡、盲目求纯的产物。在此期间，党和毛泽东在坚持人民公社的前提下，从“急于过渡、盲目求纯”上逐渐后退，对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局部性纠正。这种纠正曲折反复，既有成绩，又未能在全局上克服错误。今天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总结这一历史过程，对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大有裨益     

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溯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二者共同根源在于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过程中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而最初对国民党性质错误判定是两次错误的根本原因。     

浅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三次“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曾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抚今追昔,痛定思痛。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对当年“左”倾错误连续产生之原因做一分析,从中记取教训,对于彻底肃清“左”倾思潮在现实生活中的残余和影响,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先念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中的历史作用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会师，在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在这次会师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受命疾驰懋功，积极做好各种准备，热情迎接红一方面军，所部成为两军会师的前锋。会师以后，从物质上帮助一方面军解决吃、穿、住的问题；从精神上对一方面军进行慰问和鼓励；在政治上开展向一方面军学习活动；在文化生活上开展部队联欢活动。他积极执行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确定的北上方针，率先头部队攻占包座，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北上道路。他拥护中央，顾全大局，维护两军团结，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     

新四军的由来和铁军精神

新四军来自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在华中地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卓越功勋,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新泉整训与红军早期的党和军队建设

新泉整训正值毛泽东上井冈山开辟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两年之际.这两年既可视为红军初创时期,也是党的幼年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红军的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探索.从井冈山斗争到新泉整训,再到古田会议,探索在总体上是顺利的,最后在不同意见争论基础上和党中央的引导下形成共识,红四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轨道.新泉整训为伟大的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使之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起了奠基作用,功不可没.     

“古田会议”与苏区党的思想建设

“古田会议”召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红四军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问题。针对当时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中国党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问题。当然，上述方案对当时苏区的党建工作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军队律师介入部队重大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发挥

军队律师应该介入部队重大经济活动,提供法律事务服务,切实履行军队律师的职责。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军队律师介入部队重大经济活动的机制。     

朱培德与滇军

中华民国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地方军事集团,影响时局甚大。朱培德领导的滇军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发展壮大,逐渐接受了孙中山与国民党的领导,并最终摆脱地方色彩融合成国民党中央军的一部分,这在地方实力派中是少见的,反映了民国时期部分传统军人向现代职业军人的转变。     

对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再研究

对于1933年夏红一方面军组织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史学界的评价历来是基本否定的,认为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总体上得不偿失,丧失了进行反"围剿"战争的准备时间。但事实上东方军入闽作战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一是推动第十九路军加快了反日反蒋步伐;二是扩大了中央苏区的区域;三是获取了大量粮食、钱款和军用物资,壮大了红军队伍;四是东方军入闽作战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党和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学良肤施会谈相关回忆述考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1936年四五月间进行的两次肤施会谈,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东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张学良关于肤施会谈的回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肤施会谈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还有待挖掘新的史料与深入探讨。张学良给红军的＂赠款＂最终由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核销＂,这是张学良所始料未及的结果。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军兵员补充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兵员来自多种渠道，但到后期主要兵员补充来自国民党士兵。其原因在于：井冈山地区人口稀少，无法更多补充兵员；土地政策不完善，群众参加红军的积极性受影响；红军的俘虏政策好，许多被俘国民党士兵留下来。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对国民党的俘虏兵进行改造，即不断加强政治教育与训练、实行军内民主、执行铁的纪律，最终起到了明显的成效，并为后来加强红军及解放军建设总结了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