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逮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逮捕率居高、畸形,逮捕功能被异化,逮捕、羁押制度尚未完善,行政化逮捕审查影响审批程序的开放性。因此,我国立法对旧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完善,主要体现在细分规定了逮捕条件、完善了逮捕审查程序、规范了逮捕执行程序、增加了逮捕羁押的审查程序。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完善保障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确保了我国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我国逮捕措施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我国逮捕措施的适用存在许多问题:立法过于简单,容易导致法律适用混乱;司法独立性缺乏制度保障,容易产生行政干预;逮捕内部审查制度落后;缺乏错捕的救济制度。因此,应完善立法,明确逮捕的具体标准;加快推进司法独立,避免行政干预;完善逮捕的审查制度;建立完善的逮捕事后救济制度。     

中美逮捕制度之比较研究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集中反映了国家公力介入市民生活的程度,它不仅是一国家的法律观念和诉讼模式的深刻体现,而且它深深地受这些观念和模式的支配和约束。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研究逮捕制度,希望有助于我国逮捕措施的改革和完善。     

脱逃犯罪的立法发展及司法对策

对于脱逃犯罪,古今中外各国法律均作了理论界定,并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对犯罪主体进行刑罚惩治。我国对脱逃犯罪的立法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新刑法中又予以了修改和完善。从脱逃犯罪的立法演进、现状特点、原因规律入手,研究脱逃犯罪的司法对策,预防和控制脱逃犯罪的发生,保证监管场所的安全,对于司法实践更具现实意义。     

以行为方式的不同区分伪证犯罪种类

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社会效果是对法律评价和检讨的根本依据。以法律体系化为标准,以司法实践为实证,对刑法关于伪证犯罪的法律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1997年刑法在伪证犯罪的法律规定方面,比较1979年刑法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憾与不足。刑法关于伪证犯罪的法律规定不能全面反映我国社会生活的实际,不能满足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迫切需要进行修改与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原则”的实践困境及破解之策

"双向保护原则"在实践中表现出重视涉罪未成年人的权利维护,弱化社会利益保护的倾向。现代社会的法律个人导向使得刑事司法实践日趋保护个体权利,而使得法律实践的社会效能在逐步弱化。以权利保护为导向的法律完善,造成法律"内卷化"的困境,也使得法律个人原则在实践中遭遇多重瓶颈。回归法律的双重原则,通过不断平衡权利保护和惩戒教育、恢复性司法实践的关系修复以及社会监护体系建设的完善,以期实现对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原则"实践困境的超越。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仍需置于具体情境中深入地分析,实现权利保护和秩序维护的双重目标,优化法律实践的效能。     

新刑诉法背景下如何提高逮捕案件质量

新刑诉法对逮捕必要性进行了细化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由于对逮捕必要性审查以及逮捕案件质量考评标准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导致逮捕案件质量普遍不高,甚至存在错捕、漏捕等现象。因此,有必要严格案卷证据的审查,完善案件提审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案件质量考评标准等,以提高逮捕案件的质量。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构建——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召唤

基于贿赂犯罪"对合性"的特征,司法机关在应对该类案件时,面临着以收集证据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司法困境。通过观察域外应对此类案件的司法现状,不难发现污点证人制度具有诸多益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行贿人特别自首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适用"污点证人"的众多案件表明,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是必要的。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可行性评估机制研究

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是对未成年人实行少捕慎捕原则的体现,但由于种种原因,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倾向逮捕,而没有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可行性作充分考虑。法律失范造成司法实践对"社会危险性"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为防止主观恣意,需要建立一套评估机制,规范自由裁量,使之科学化。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机制以法律规定为依据,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预测学等科学方法建立,旨在通过评估非羁押的风险,正确判断未成年人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可行性。     

美国私人警务人员逮捕、搜查扣押权力研究

私人保安业,既是一种产业,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其在解决犯罪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犯罪侦查与逮捕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被认为是美国司法系统中富有效率、反应迅速的组成部分。在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中,公共警察的逮捕、搜查扣押权力无一例外地受宪法有关原则的制约,从司法实践中看,在遏制公共警察的逮捕、搜查扣押行为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方面,无论是制定法还是判例法都有相应的规定。但对私人警务人员的逮捕、搜查扣押行为,法律却没有明确的规定。随着私人保安业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对公民权利…     

司法公信力影响因子分析及其化解路径研究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价值。国内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多从宏大的规范法学内部反思公信力问题，对于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外部因素研究较少。风险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外部因素。乌尔里希·贝克将现代社会形象地称之为“风险社会”．风险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现代社会中的司法公信力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要通过提高司法机关的权能、完善稀释风险的社会机制、提高公民的责任意识降低风险对司法公信力的消极影响。     

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措施做了较大修改,但司法实务中超期羁押、逮捕与起诉审查一体化等问题仍然存在。新《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的时间尚短,实践中的历史遗存问题与新生问题会不断变化和涌现。如何尽快地准确适用新法,不断完善逮捕程序,对司法工作者和诉讼法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作证方面如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制度、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的情形、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刑事诉讼抗辩中证据的质证和认定、案件质量的保证及司法鉴定制度的法制化进程等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从立法规定来看,关于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方面的法律规定仍存在着不足,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有待于改进和完善。     

司法权威与公众法律信任关系阐析

"辱母杀人案"一审判决书公布的法律事实及判决结果引发公众强烈质疑,暴露出了当前公众法律信任与司法权威之间存在的严重断裂现象。公众判意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复杂交织、当下司法无法胜任适格的权力信源角色是形成信任断裂的内在原因。司法要回应公众质疑、赢得公众信任,重接与维续司法权威和公众法律信任的正向联系,需纾解公众判意中的非理性因素、努力构建与公众的"重叠共识",同时要提供具备技术理性与经验理性的司法产品以提振智识权威;公众则要对司法形成理性的法律信任。     

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用法律修辞方法讲法说理

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法律修辞作为一门贯穿于法治理论和司法实践之间的能动司法方法,是法律思维的过程再现,也是对法治建设中制度性规则和思维性规则的遵守。修辞方法不仅体现为微观领域的说服技巧,而且也是宏观领域中的论辩活动。在裁判过程中,通过"可接受"的前提选择和"可废止"的形式构建从而实现特定语境中的主体间说服,以"讲法说理"的方式弥补着法官裁判中解释和推理等司法方法的机械被动或价值缺位,从而增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树立起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过程中实现司法裁判的人文价值关怀。     

依法治国视域下的司法权限配置——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缺位为视角

冤假错案的接连报出,使得司法权力成为舆论焦点,备受关注。作为配置司法权力,完善司法权运行机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课题,学术界与实务界对司法权限配置的探讨多集中在对"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原则的解释、批判之上,或站在宪政的角度,或站在刑事诉讼的角度,或站在历史演进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即该原则由于自身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贯彻。本文旨在跳出这一分析框架,以公检法三机关中处于"承前启后"位置的检察机关为切入点,指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缺位是导致司法权限配置现实困境的核心因素,因而完善依法治国视域下的司法权限配置的关键在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充分行使。     

多元化监督格局的构建——论民事检察同级监督制度的完善

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监督规则中得到了加强,监督范围扩大、监督方式增加、监督手段强化等,尤其表现在司法实践中正在运行的同级监督制度中。受多种因素影响,法律对同级监督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级监督面临更大挑战。面对新要求新挑战,除完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多措并举,主动探索和积极拓展民事检察同级监督发展的新空间,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新刑诉法视角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侦查人员就取得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很多国家是个常规性做法,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非常罕见。侦查人员"不敢作证、不愿作证、不能作证"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思想认识的原因,也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法律的滞后。新刑事诉讼法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明确写入其中,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正式的法律依据,是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的一大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对新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进行了简单梳理,并就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意义、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强制性侦查措施运用问题探析

公安机关运用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在传唤、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扣押等方面存在问题,原因在于司法审查机制尚未形成,权利救济制度的弱化失衡,比例原则在设计上的缺失。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根据我国国情,从确立司法审查原则、完善强制性侦查措施体系和逮捕制度等方面,从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利角度,完善刑事侦查制度。     

论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网络侵权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从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两个方面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为有效规制网络侵权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该条过于原则,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应当从明确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内涵、完善网络侵权中的"通知规则"、对"知道规则"中"知道"的涵义作出明确解释三个方面对该规定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