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的近代形态及其两面性

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问题产生于近代 ,是民族危机和民族解放的产物。近代中国文论民族性的探索既有保守性 ,也有开放性 ,是民族性的发生和初步成长阶段。近代文论的民族性探索为倡导中西融合的文论发展模式 ,为建设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国际文论新格局提供了纵深的历史参照。我们认为 ,民族性不是排斥他者的“独我性” ,而应该定位于不同文论间的“中和”精神。     

他山之石:60年外国文艺理论的译介及影响

对于外国文艺理论的译介,构成了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6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始终是与国外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翻译受到政治理性的指引,80年代的翻译活动是在启蒙理性的统领下进行的,而90年代末开始的新世纪的翻译工作则是受学术理性的驱动.这些外国文艺理论资源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话语系统和批评方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三重逻辑

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作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关键环节,呈现出深邃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阶级”的彰显贯通、“革命”与“建设”的此消彼长、“建设”与“改革”的继替重构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厘清概念范畴的话语赋义、协调时空格局的话语运行、凸显中国特色的话语传播透视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探求语境与内核的耦合协调、坚持承续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提升话语阐释的方法技巧凝构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实践逻辑。三重逻辑虽各有侧重,各显其质,但不可割裂而论,它们共同筑就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整体图景。     

走出"被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双重困境--晚清以降中国文化演进与求索之路回视(上篇)

晚清以降 ,中国的现代化求索与演进之路始终是被西方拖着走的 ,现代化与民族化、启蒙与救亡的矛盾时时现错位、胶着和叠加状态。接纳西方、启蒙国民与拒斥西方、抵制强权的矛盾心态 ,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充满苦涩 :要保持民族独立必须强国 ,强国必须学习西方 ,而学习西方则有可能被西方权力话语所左右 ,进而丧失自我 ,文化演进始终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结合”的既定话语圈里徘徊。这种怪圈在８０年代的改革中仍然存在 ,要富民强国 ,就得学习西方 ,但意识形态上又必须“坚持”。就这样 ,启蒙与救国、激进与保守、全球化与本土…     

民族性与感召力: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的鲜明特色

民族性与感召力的统一是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在当代出场必备的理论自觉意识。民族性是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增强的历史“源头”,感召力是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增强的时代“潮头”。在当代中国,要增强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的民族性与感召力,就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这是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省思。     

否定之否定: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

将中国文学理论放在历史的坐标上加以观察,纵轴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横轴则是同时期不同质的文学理论的相互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不断吸收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营养的过程。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抗战前后,中共在其文化宣传和理论上逐步形成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的特征,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也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形式,本文还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民族性”特征形成的原因,并结合现时代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对于当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中国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和使命。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30年“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第一个结合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其发展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挫折，可是由于它是客观真理，是事实，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因而能在历史岁月的洗礼中屹立不倒。再者，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的、保守的、凝固不变的理论，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入，不断地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地推进自身的发展并完善开放性的真理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就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文化建设中两个重大关系的思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在牢牢把握前进方向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文化建设中，当前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两个重大关系。一、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民族本身就是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共同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审美情…     

“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社会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30周年之际,为了将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发扬光大,武汉大学举办了以“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分析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及中国理论的国际话语表达”为基本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社会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人民”话语构建的理路思考

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人民”话语的构建和传播具有特殊意义,“人民”既意涵特定范畴,又团结和聚拢民心。作为党和人民密切交流的桥梁,“人民”话语的构建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人民服务”中对“人民”的辨认和区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共同富裕”和“最广大人民”中的总体化“人民”,科学发展要求下“以人为本”对“人民”新阶层的囊括,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中“人民”的双重意义,人民话语的发展,反映了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和突出问题。在新时代,对人民话语的继承和发展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有利于深化党的群众路线基本方针,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体现出世界性的一般,又体现出民族性的特殊,并且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统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沿着两者"和合"统一的方向继续前进,反对"与世界接轨"和"以儒教立国"的极端倾向,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从理性中心到语言中心——从南帆《文学的维度》看一种现代理论批评在中国的建立

本世纪40年代，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批评了那些“试图将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隔离开来”的人，①他们强调“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缺乏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②这种关于文学研究的观念统治了中外学术界相当长一段时期。而且，当60年代有人提出了文学史取代文学理论，或文学理论并存文学史的设想，企图打破文学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时，韦勒克仍坚持他的观点：“这三种学科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各不相同的。”③强调的还是三者在文学研究总体布局中…     

论中共纪念辛亥革命话语之嬗变

中共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对辛亥革命纪念意义的发掘.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共通过纪念辛亥革命,打造和形成某种纪念话语,表达与更张其社会、政治、思想的纪念诉求.大革命初期,突出辛亥革命“原因教训”话语;土地革命时期,突出“动员民众”话语;抗日战争时期,突出“统一战线”话语;解放战争时期,突出“打到蒋匪”话语;建国以来,突出“...     

守正创新与境界跃迁：两次“新的飞跃”间的逻辑关系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深刻理解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到“新的飞跃”的话语转变必须厘清两次“新的飞跃”之间的密切关联。两次“新的飞跃”之间一脉相承,是守正创新与境界跃迁的逻辑关系：从历史逻辑看,两者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上下篇章;从理论逻辑看,两者均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生成逻辑看,两者均是在“两个结合”中应运而生、发展完善的创新成果;从现实逻辑看,两者均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从实践逻辑看,两者均指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主题的中国式现代化。     

新时期摆脱政治修辞的中国法理学

中国法理学在政治的框架里历经了数十年，逐渐从建国初期政治话语的附庸之中摆脱出来，在对政治话语的追随和演绎之后初步展现了自身的生成逻辑和独立品格。但在新时期，中国的法理学在西方知识与中国模式之传统经验间，在“权利本位”和中国模式之“发展”“稳定”之间，在以“个人”为本的法理观与中国模式之以“人民”为本的法理观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那么，在摆脱了政治修辞下的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该何去何从，将是当下法理学发展的新课题。     

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三个代表"的文化哲学诠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在文化哲学视野中,“三个代表”的重要论断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文化有机整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则集中表达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这些思想,是现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当代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创新与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全球化的战略决策。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一元与多元之谜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理论的提出，学界一方面对其打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功绩给予了肯定，但另一方面也致以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这种质疑与批评包括：其一，认为其“文化三路向”只重视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其二，认为其基于“文化三路向”而提出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理论是陷入了文化多元与文化一元的二难困境。本文致力于从梁漱溟本来的内在思维理路来说明他的“三路向文化观”与“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理论既没有落入简单的“一元多元”、“民族性时代性”等西方话语体系的窠臼之中，同时又有他自身的“一元多元”、“民族性时代性”的逻辑。     

论大历史观视阈下民族复兴话语的三重叙事

民族复兴话语要立足大历史观,以理论、历史与现实三重逻辑,建构具有坚实理论基础、深厚历史根基、重大现实意义的话语叙事体系。从理论逻辑来看,民族复兴话语是一种大历史观下的辩证思考与整体性建构,要以强有力的理论话语叙事增强民族复兴的理论自信;从历史逻辑来看,民族复兴话语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引领与中国式现代化鲜活实践的交互演绎推进,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揭示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趋势,增强民族复兴的历史主动;从现实逻辑来看,民族复兴话语要打破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增强民族复兴的行动自觉,并应进一步从话语传播理念、话语内容体系、话语传播策略等方面,加紧建构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更加匹配的国际叙事话语体系。     

从"现代性"到"世界性"--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向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演变。21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由“现代性”向“世界性”过渡与演变的文学。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多受“政治”与“革命”的制约,21世纪的文学则多与“经济”相纠缠。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发展是世界历史进程的总格局,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将会以新的民族性和时代风采融入世界文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