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路径的体制性探索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本特征。基于北京麦子店街道"楼院自治"实践考察,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单元小型化、创新社区党组织设置方式、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社区治理议题分类分级处置以及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的体制性要素,是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这一有效路径可以推动党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可以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组织创新中的制度改革: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变迁逻辑

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逐渐反映出中国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通过对深圳市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基层制度变迁具有一些值得考察的内生逻辑。第一,从阶段上看,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经历了功能缺陷、组织创新、机制形成与体制确认四个阶段;第二,从动力上看,城市共同体的"吸纳局限"与城市社会群体的"政治觉醒"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双重改革动力;第三,从局限上看,机制建设与体制确认之间的不协调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主要局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不是国家层面制度变迁的投射,而是具有城市所特有的路径与特征。     

社区自治: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发展走向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变革与发展,不仅是个行政层面上的管理问题,更是政治层面上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涵义的界定为起点,分析了社区自治的两种取向,即居民自治取向与地方自治取向;初步探讨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走向地方性社区自治的基本方向及其路径。     

城市基层治理单元转换的逻辑解析

城市基层治理单元作为国家—社会相互作用的联结场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起点与基石。治理单元创生设置、转换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社会治理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先后历经全能型单位式单元、辖区型街居式单元、双属性社区式单元、次社区式单元等不同阶段。依托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变迁的转向具有"结构"与"历史"的双重逻辑,其在与宏大制度环境、政治变量序列、治理观念等动因的互构中,存续路径依赖的惯性,并在"关键节点"上产生制度断裂以实现基层治理单元的创生。因此,全程把握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变迁的历史脉络、剖析单元衍生转换的逻辑动因,对于合理设置治理单元、探索多元化单元形式,继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演化逻辑:基于观念、动力和系统的分析

探究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演化逻辑是实现治理话语从西方到中国转换的关键。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发展与其历史进程中的特有观念体系紧密关联,儒家的宗族文化、乡绅文化与和合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功能耦合网为协商治理在传统基层社会的有效运行构筑了扎实的观念基础,也形成了协商治理背后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治理变迁动力激发的本质因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使得协商治理在当代中国获得了重要的制度生长点。中国语境下的路径依赖关系导致当前基层协商治理只能采取正式协商制度安排与非正式权力运行并存的方式,两者之间的博弈在客观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基层协商治理只能以渐进、内生的方式进行制度创新的最终走向。     

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对其探源

基层社会治理长期存在着象征体系和客观事实的背离现象,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居民自治和协商民主,另一方面各级城市和区街政府却在不断强化社区居委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专业服务体系。又加上居委会任务的群众性和多元性,使得居委会干部不得不偏离区街政府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发展人情机制、建构积极分子网络,通过特殊联带关系进行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背后反映出我国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停留在卡里斯玛类型和行政发包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需要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转变。     

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制度分析

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自治的制度的研究多偏向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本文借鉴历史新制度主义的诸多概念与理论,试图加深对西欧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起源与演化的研究。在城市起源问题上,本文努力将城市自治制度起源与城市起源两者区分开来,从制度分析中的结构与行动者两方面探寻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制度的生成：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城市与地方自治制度作为重要的制度遗产,加上封建时代的权力分散结构为城市自治制度的诉求提供了结构性优势。而城市商人主导的市民阶层在行动中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优势,在与领主的博弈中不断斗争,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以城市特许状为核心制度架构的城市自治制度体系。而在城市自治实施过程中,随着城市内外权力结构变化,国王与领主的权力逐步通过新的方式渗透到城市治理结构当中去,社会分层导致城市权贵主导的大家族或行会逐步垄断经济与政治管理权力,主导城市自治并逐步形成封闭的寡头统治,以至于触发后来连绵不断的城市底层市民的暴动。这样的自治蜕变犹如政体腐化一样,也呈现出别样的趋向性。     

推进城市社区自治的服务型政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社区成为城市构成和管理的基本单位。如何处理好社区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我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社区作为一个基层群众单位,其自治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帮助,而建设服务型政府则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自治组织作用,并培养居民自治意识。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建立的“三站式”群众诉求矛盾解决机制,由政府和社区有机的互动联动,形成了一个高效的社区自治体系,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的空间正义及其制度实现

在新发展阶段,"城乡中国"将会成功转型为"城市中国",理解中国城市治理将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佳窗口。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目标实现。空间正义理论与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有着内在耦合,空间正义必然地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伦理诉求。通过对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的城市空间权利、城市空间贫困、城市空间更新等问题的批判,未来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需要遵循"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以及"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从"治理共同体""协商式治理"与"精细化服务"三个层面进行制度构建,形成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基层治理框架。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党政分工:新时代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

新时代机构改革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而出现的一场深刻变革。基于机构改革经验和社会环境变化,新时代机构改革原则已转变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优化协同高效和全面依法治国。在此指导下,新时代机构改革深刻揭示了党政分工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加强党管重大决策、纪检监察、干部人事、意识形态、统一战线职能,另一方面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沿着党政分工的基本路径,未来机构改革还应在增强党的领导力、提高政府执行力,统合“大部制”和“双合制”改革,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责,推进国家组织法律和党内组织法规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有效路径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在促进人民理性参与政治生活、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各级基层党组织必须着眼于保障公民权利和提高治理能力,培育协商民主理念、完善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协商民主方式,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而从机制上保证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     

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

本文认为,中国城市的社区发展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它使社区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与独立的市场主体企业相对应缺,所以社区制改革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本文在此立论的基础上,以上海和沈阳社区发展的不同模式为案例,具体探讨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重建和政治民主建设问题。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治理传播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突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日益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在华开展治理传播,已成为向中国展示世界和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窗口。他们一方面在涉及中国民生、环保、社会发展等重要问题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又往往受制于政策门槛、资金准入、社会参与、自身结构性问题等方面的障碍,活动绩效受到负面影响。     

美国流域治理与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其启示

为应对水体污染,促进河流、湖泊和湿地健康,美国自上个世纪70以来逐步发展出一套由行政机关、检察官和公民社会主导的多元治理机制,在流域保护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能为我国提供借鉴。我国在面对"两化叠加"治理难题时,应确立融合平衡理念,进一步创新环境治理手段,拓展司法保护机制,同时完善协商和解途径,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     

边防派出所在纠纷调解机制中的作用

"调解"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当代的调解制度已形成了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构成的社会纠纷调解机制和体系。当前,边防派出所承担着部分治安案件和大量民事纠纷的调解任务,个别民警群众观念淡薄,调解能力不强,有畏难厌战情绪,调解工作中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不够。边防派出所应顺应群众需求,力所能及地参与到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中,通过民警兼任人民调解员等方法,提高调解工作的效益,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与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江西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为例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已经做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决策。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根植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最贴近百姓生活,最具生命活力。在新的形势下推进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努力探索我国现代农村社会治理的新途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长与国家形态的更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包含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想。人大制度是在近代制度变迁的基础上,通过吸纳西方代议制度的某些要素,又经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探索最终得以确立的。人大制度是区别于西方代议制度和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新制度。这一新制度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提供了现代框架和实现通道。可以预见,人大制度的有效运转和准确的功能定位是决定中国国家建设的基础要素之一。     

党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与优化

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全面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得益于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有效运行。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党政体制改革,是着眼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在党领导一切、统筹全局的大背景下,以治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功能为视角总结党政体制改革经验,可以启迪我们不断优化今后的党政体制改革路径,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