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分工:新时代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

新时代机构改革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而出现的一场深刻变革。基于机构改革经验和社会环境变化,新时代机构改革原则已转变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优化协同高效和全面依法治国。在此指导下,新时代机构改革深刻揭示了党政分工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加强党管重大决策、纪检监察、干部人事、意识形态、统一战线职能,另一方面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沿着党政分工的基本路径,未来机构改革还应在增强党的领导力、提高政府执行力,统合“大部制”和“双合制”改革,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责,推进国家组织法律和党内组织法规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党政关系调适问题论析

党政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建立科学、规范、有序的党政关系,不断提高执政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各项事业的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引领下,总结处理党政关系的历史规律、广泛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经验,进一步调适党政关系,推进二者之间关系的分开化、民主化、法治化和规范化,通过党政关系的现代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探讨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其中改革纪检监察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现有纪检监察体制弊病较多,缺乏独立性、监督机构分散不利于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在具体实践中监察范围不够全面,存在监督漏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涉及我国国家宪制结构的重大政治改革,独立建制的监察委可以有效弥补纪检监察体制的缺陷,如何整合并发挥纪检监察体制的功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关键问题。     

1927年～1934年中共对党政关系体制的探索

自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即开始借鉴苏联的党政关系理论来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在1927～1934年,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对这一党政关系理论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并使这一党政关系体制初步确立起来。它的建立,不仅为之后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处理党政关系的基本程式,也给建国后乃至当代党政关系的运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两个问题研究

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政府公共治理过程中遇见的诸多问题都与政府自身有关,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形势下完善政府职能的具体表现。公共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冲突,需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扫除体制性的障碍,提高政府实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功能,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稳定和谐。     

关于党政机构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

文章阐述了廉政文化的特性,分析了当前党政机构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推进党政机构廉政文化建设的建议。     

党政合设、合署的历史演进、时代价值与实现路径——基于最佳性考量的视角

党政合设、合署的组织形式是我国党政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从实践层面看,在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中,蕴含了追求效率的最佳性考量。但从理论层面看,传统的行政法理论尚不足以阐释党政合设、合署的实践。因此,从理论上也呼唤最佳性考量。将最佳性考量运用于党政合设、合署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有助于坚持党的领导,推进行政组织最佳设置;有助于贯彻党的意志,保证行政任务最佳履行;有助于落实党的宗旨,实现最佳行政法治建设。行政法在对党政合设、合署实践进行回应时需要运用最佳性考量,秉持中国立场,并贯彻于理论创新和制度完善,促进改革的推进。     

我国党政机构微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我国党政机构微博在帐户总量、粉丝规模、运行模式、应用深度方面都有新发展,但微博运营的发展战略、服务意识、应变能力、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问题,需要对其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实施、队伍建设,并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     

加强法制建设 规范党政关系

党政关系是指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规范党政关系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坚持党对国家政权和政权机关的领导;第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第三,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要实行党政关系法制化,用根本大法、一般法律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党政关系.要通过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党内监督,有效监督执政党的活动.     

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功能分析、挑战与对策——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为例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大力推进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已成趋势。以浦东为代表的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可以充分发挥其部门整合后的集体效应,形成监管合力;当下必须推进机构改革和职能优化;优化行政运行机制。同时应重视其上下级衔接以及监管一致性的问题,协同监管、专业监管和综合监管间及物理整合和化学融合间的矛盾问题,信用监管问题,法治保障问题等。积极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完善配套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强化法制保障等,以稳定市场秩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人本官僚制

当今学术界对我国是否采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行政体制争论不休。构建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相一致、与政府的执政理念相吻合的人本官僚制则是路径之一。因此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适时要素,健全行政组织体制,并在官僚制建设的同时增加人本要素,建立人本官僚制。     

善治视角下的政府体制改革

善治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已经逐步地打入中国市场,不断被学者及当局研究并予以尝试。从1949年建国之初开始至今,为适应新时代各个方面的发展,我国进行了多次政府体制改革。本文立意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把善治的理论运用于政府体制改革的研究过程中来,力图寻求一种基于善的视角下,更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关于我国政府统计体制改革的思考

我国政府统计体制存在“三个不适应”问题 ,即还不能够很好地适应党政领导以及有关宏观调控部门的需要 ,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的需要 ,不能很好地适应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需要。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层次原因是政府统计体制不合理 ,各利益主体的责、权、利不明晰 ,国家统计局协调管理能力弱 ,政府统计体制没有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设计和运行。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改革这一体制的基本思路、基本框架和改革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从体制改革到机制调整:“大部门体制”深度推进的应然逻辑

"大部门体制"旨在解决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长期困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政府顽疾。但是,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大部门体制"的深入推进时常面临着部际冲突内部化等问题的阻碍。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部门体制"过分关注"体制改革",导致"机制调整"的滞后。在政府施政实践中,执行机制缺位、部际协调机制缺失、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都是"机制调整"滞后的主要表现。因此,需要将"机制调整"作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促进部际整合由"职能整合"转向"流程再造",推动政务公开,加强社会监督,积极建构部门间的"伙伴关系"。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改革和完善行政诉讼检察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化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应始终坚持权利救济的理念、谦抑的理念、维护公益的理念以及尊重和维护审判独立与裁判权威的理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欲改革和完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具体制度,应当着力于合理规制对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同时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的权力。     

进一步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步伐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任重道远。当前需要把握的要点是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 ,规范审批行为 ;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综合行政执行试点结合起来 ;积极发展和规范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 ;推进行政审批决策程序的科学化、民主化 ;以电子政务为载体 ,改革审批方式     

试论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是事业单位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应重点围绕六个方面展开:第一、明确事业单位职能、性质;第二,加强法制建设;第三、完善分类管理体制;第四、建立新的用人制度;第五,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第六,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分配体系。     

提高军事司法能力视野中的军事司法体制改革

提高司法能力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是否有助于提高军事司法能力为我国军事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提高军事司法能力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军事司法体制改革需要：调整军事司法资源配置,使军事司法资源配置最优化;提高军事司法人员的素质,建立稳定的、高度职业化的军事司法队伍;增强军事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减少军事行政机关对军事司法机关办理具体案件的干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层思考

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环节;明确“谁”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确立真正负责任的责任主体,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环节;对国有资产必须实行分类改革,不宜采取笼统单一的改革模式;要明确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责任,并赋予必要的改革自主权;要按照国有企业的属性,规范国有企业的股票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