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政策

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社会政策的作用.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社会政策代表国家对公民公共福利和集体需要的态度,国家通过树立社会政策的理念、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社会政策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也只有能够有效满足人类需要的国家治理才是有效的国家治理.     

国家、议题与政策的互动:转型中国的国家能力建构

国家、议题与政策的互动是理解转型中国国家能力建构的重要视角。当前中国以"三大攻坚战"为典型代表的政治议题处于中国社会发展多领域相互交叉的节点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由国家形态所决定的政治制度体系和政治议题偏好,共同塑造当代中国独特的议题能力。政策能力是议题能力的延伸,交叉指向的议题设定决定审慎平衡的总体政策取向。中国作为特定现代国家的国家形态赋能于当代中国独特的议题-政策能力,而"交叉指向"的议题塑造与"审慎平衡"的政策过程又影响和改变着当前中国国家形态的现实构造。在议题、政策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中,中国政治发展将进入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发展与治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理论与价值、政策与制度、技术与艺术之间相互规定的政治发展景观。     

论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目标与手段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体现为经济治理体系、政治治理体系、文化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体现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     

灾害治理中的国家自主性:特征与挑战

"国家自主性"作为"回归国家"学派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研究现代国家建构与政治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视角。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国家拥有自主性的程度及其影响不同。在灾害场域,国家通过清晰化与简单化的政治动员,优先对受灾群体进行政策供给、资源救济与分类治理,并通过对资源分配与救灾过程的强力监控,确保社会整体利益的均衡,以稳定政治秩序,体现出明显的自主性特征。但是,国家维稳理念的异化、地方政策执行的变通及政权的"经营性"也在挑战着国家自主性。对中国来讲,重构国家自主性应以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为根本,以地方政权建设为基础,还原政府的法治特性并重塑其服务品格。     

嵌入性: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

从社会治理形态演变历程来看,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嵌入性"特征。社会政策嵌入社会治理从"单一性嵌入"到"整体性嵌入",实现了嵌入的工具理性选择。社会治理嵌入社会政策从"双向性嵌入"到"多重性嵌入",体现了嵌入的价值理性判断。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实现了政治嵌入,但社会嵌入和经济嵌入尚不充分,社会政策的工具理性滞后制约了社会治理的可操作性。因此,要实现"整体性嵌入"和"多重性嵌入"就必须遵循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嵌入性"逻辑。     

中国村民自治的政策透视

村民自治政策在我国已经运行了20年,研究者众,但从政策过程角度来探讨者却寥寥。笔者通过对村民自治政策过程的透视发现,村民自治在政策设计上体现了"民主化"与"治理"途径的目标模式,在政策运行中却实际遭遇了政策失真与政策梗阻的可悲结局,而在政策特征上则体现了政府主导与国家控制的显著特点。因此,建构一个以减弱政府主导性从而增强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为导向的新乡村治理模式是村民自治政策的未来走向。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适应性及其提升战略

感知能力、分析能力、调整策略与推进改革的能力,是衡量国家治理适应性的关键因素。感知——分析——变革,国家治理的适应性调整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意味着国家治理实践必须不断适应无常的环境变迁。实践证明,能够融通传统与现代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适应性更强。"以人为本"理念整合了传统民本思想及现代人权观念,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若干基本原则,能有效缓解人权与秩序的紧张。此外,德治是我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法治能有效抑制公益和私欲的冲突,共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推动德治、法治与共治协同共进,是提升中国国家治理适应性的重要战略。     

一种必要的社会治理能力

<正>中国在新形势下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作为执政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进一步思考结论,概念微变背后展示的是单向度管理变为多向度交集共治的新政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多维复合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中,文化治理是重要一维,而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共识在文化治理中具有重要功能。一定意义上,核心价值观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政治资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里程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凝练概括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彰显了我们党坚定的制度自信。     

取予之间的治道变革与国家整合——以国家惠农政策对鄂西G村基层治理的影响为个案

国家整合能力的高低取决于自身的资源吸纳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均衡,其实质和核心是在汲取资源的基础上提供"社会的秩序化"和提高"人们的认同感"。取予之间的治道变革与国家整合模式的演进逻辑,是国家财源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导到以工业为支撑的必然结果。作为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一种整合机制,惠农政策的实施对农村基层治理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丰富了农村基层治理资源,夯实了农村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改变了农村基层组织关系及其权力结构,乡镇政府职能由"管治"向"服务"转变。在惠农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民、村干部、乡镇干部等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直接关系到惠农政策的绩效及国家整合目标的实现。因此,就必须走多元合作之路,通过充分发挥农民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强化乡镇政府在惠农政策实施中的枢纽作用,夯实村委会在落实惠农政策中的桥梁作用,发挥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在惠农政策实施中的补充作用等方式来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转型。     

冷战时期古巴“革命的国际主义”对外政策探析

冷战时期古巴"革命的国际主义"对外政策,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形成的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和国际主义外交传统。卡斯特罗作为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他的思想对革命后古巴对外政策也有重要影响。冷战时期古巴的对外政策大致可分为初期阶段、发展阶段和调整阶段。初期阶段(1959—1967),"革命的国际主义"主要体现为积极发动拉美游击战;发展阶段(1968—1980),"革命的国际主义"主要体现为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和政治独立;调整阶段(1981—1991),"革命的国际主义"主要体现为非军事行动领域的道义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古巴"革命的国际主义"对外政策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与古巴独特的政治文化一脉相承的,而在冷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卡斯特罗更将这种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政治势能专题研究

正[主持人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一次中央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首次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要求"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经过多年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我们提出了"政治势能"概念,它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也是对政治性因素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势头及能量的总称。政治势能通过"政治"一词落脚到学科,体现了学科特色;通过"势能"一词归纳出中     

国家治理的民主之道

国家治理能否改善从根本上受制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否形成了相互支持关系,而政治能力则是塑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国家能力,因此政治能力的强弱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所在。只有当现代国家具备塑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政治能力时,国家治理才能依托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获得改善,因此,对于政治体制与国家治理之间关系的分析就必须以政治能力为中介。如果民主政治体制能够增强现代国家的政治能力,从而有力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那么民主政治体制就能够改善国家治理的水平;如果民主政治体制弱化了现代国家的政治能力,从而瓦解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那么民主政治体制将对国家治理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将现代国家带入国家治理的危机状态。以增强政治能力为中心来构建民主体制,是现代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我们重新理解国家治理的民主之道的关键。     

要刊视点

正《前线》2014年第1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1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栏目着重对国家治理进行了探讨。其中,俞可平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文认为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三大要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     

新媒体时代的国家治理:机遇、挑战与应对

信息化条件下,新媒体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治理观念现代化和治理技术现代化的统一。一方面,新媒体在改善政治沟通、强化权力监督、维护社会稳定、提升管理效率等方面给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机遇;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状况、数字鸿沟、网络群体极化、监督技术与法律缺位等又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新的挑战。新时期应着重提升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消除国内数字鸿沟、完善新媒体法律规范和健全新媒体沟通机制,使新媒体在治国理政平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激发社会活力、实现有序运行是社会治理的目标。一个健康的社会既要有活力又要有序,活力带来社会发展,有序带来社会稳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管理模式正逐渐由"管"向"治"转变。为此,必须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浅析政治生态的建设

政治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前提和保障。政治生态的文明程度是衡量国家治理水平、法制实施效果、民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完善社会整体格局及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所以要树立政治生态文明的理念,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使政治生态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从而为人民的幸福、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善治”与“善制”:现代化视阈下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逻辑

"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善制",即完善的制度。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以国家治理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为内在逻辑的"善治"与"善制"的现代化互动过程。从现代化视角分析,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逻辑,体现在价值耦合性、主体一致性、制度内聚性三个方面。     

政策试点:理解当代国家治理结构约束的新视角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政策试点被频繁地、广泛地运用于各项改革和重大政策当中,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政策试点具有稳定的制度基础,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帝制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的国家治理结构化约束,即央地之间"统权"和"治权"所衍生出的结构化矛盾。因而,政策试点是回应央地结构矛盾的一种理性制度设计。基于央地结构化矛盾的分析视角发现,中国政治制度是政策试点的基本底色,为政策试点运行搭建了必不可少的制度平台;中央发起政策试点更多地是出于控制地方的政治考量,而非出于纯技术理性的考虑;晋升激励、财政依赖以及合法化压力是地方参与政策试点的主要原因。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政策试点将上承"顶层设计"、下启地方创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必不可缺的部分,为无产阶级国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进行国家治理、管理社会事务、以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政治目标和历史使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当代中国的深化改革的道路上,我国只有正确把握并充分发挥国家应有的职能,逐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