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块矛盾再生产:政府机构下沉改革的实践悖论 ——以上海市J区房办下沉为例

以优化条块关系为目标的制度创新屡见不鲜,政府机构下沉改革是透视社会治理重心下沉过程中条块重构何以平衡的一个重要研究样本。本文以上海市J区房办下沉街道管理的改革为例,呈现职能部门派出机构下沉改革的逻辑起点与路径,并沿着"职能定位-资源配置-权威结构"的分析框架揭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条块矛盾再生产"实践悖论,并进一步探究其肇因、表现与制度性后果。文章指出"融条于块"式的机构下沉改革在强化了基层综合管理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区房管局、街道以及新的街道房办三者之间职责的归属错位、资源的行政再分割以及权威关系二次模糊化,重新形塑的非正式的双重从属格局削弱了旨在破解责权不对等的机构下沉的改革绩效。文章最后讨论了条块结构在基层治理中的正向意义及组织学合理性,认为以条块结构为基础的非正式分权制衡是传统的"国家权力"对"官僚权力"制衡弱化时的补充手段,并从治理的合法性基础视角为后续条块协调研究提供了思路。     

“条块互嵌”和基层治理法治化——县域治理创新的角度

县域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保障。华北某县盗采治理过程表明,基层治理困境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法治不彰,其主要原因是县域政权的条块分割导致执法碎片化、执法效率低下。县域体制变革使数量巨大的、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执法权力能够整合起来形成"条块互嵌"的行政权力网络。它包括联合执法、建立"三协同"综合执法链及权力清单制度三方面的内容。成功推进这一县域治理创新须遵循五方面的逻辑和条件:党建引领是基本动力;法治思维是基本特征;有效治理是基本目标;赋权街乡是基本路径;渐进改革是基本策略。这启发地方通过县域治理的整体性变革来推动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形成基层行政权力网络。     

治权下沉：城市街道执法体制改革的多城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了治理重心的街道转向。这一转向已开始由早期的品牌和机制创新，到街道行政体制改革，再进一步深入到执法体制改革的层面。街道执法体制改革在内容上包括横向“综合执法权”和纵向“执法队伍下沉”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一改革既关联着街道体制本身的改革，同时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机构内以执法权为中心的条块关系。本文以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广州等城市为例，比较了其治权下沉的改革政策和改革实践，探讨了各地推动执法权下沉的体制基础，同时也比较了各城市执法权改革的内容差异和共同趋势，提出以执法权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可以分为响应型、调用型和转隶型三种模式。     

基于体制机制创新的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以衢州乡镇模块化运行机制创新为例

职责与权力、资源配置的失衡,是制约乡镇基层政府运行和治理能力提升的体制症结。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纳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来审视。浙江省衢州市的探索实践表明,在现有宏观体制环境下,聚焦条块体制和科层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构建新的运行机制,全面整合乡镇治理资源,以综合性团队协作替代条块分割的专业化科层管理,是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有效路径。     

治理重心下沉的困局及其突破路径——以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例

治理重心下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对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治理任务、权力、人员下沉分别呈现从模糊到清晰、从保留到下放、从悬浮到落实的调适过程。治理重心下沉的调适过程,表现出行政体系理性化、权责结构合理化和组织动员高效化的特征。基于此次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提出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方向在于:党建引领,推进制度化建设;科技赋能,提升网格化治理效能;社会参与,实现多主体协同治理。     

大数据时代“横纵联动”基层政府治理体制创新——以深圳市宝安区改革为例

条块分割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顽疾之一,其本质是权力、责任与利益之间的分配问题。"横纵联动"基层政府治理体制强调以需求为导向的数据化变革推动基层政府治理理念的革新、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塑。这一体制可以用"体制力量+资源支持+技术支撑"来概括,其特点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横纵联动、无缝对接"。其创新实践在于重构集中统一指挥体制以优化"条块"职能,重塑以责任为核心的基层政府治理体制,改变基层政府治理体制的治理单元属性,通过技术嵌入重塑权力运行机制和推动治理重心下移。     

执法下沉：基层治理权威消减及其再组织过程——基于T县“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经验的分析

“扩权强镇，执法下沉”是当前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既有研究从政府管理的多重视角分析了执法下沉的原因，但缺乏从政社关系的视角对执法下沉的社会基础进行解释。政府执法本质上体现了政府治理权威与治理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现代科层制的进一步扩张和传统熟人社会的解构，当前基层治理正面临传统德治权威不断消减而现代法理型权威尚待扎根的困境，这造成基层治理“模糊性”凸显和治理权威缺失，并导致基层执法难的问题。执法下沉旨在通过科层组织的内部改革推动法理型权威向基层下沉。但基于T县综合执法改革经验的分析发现，执法下沉不仅没有改变微观治理中“人格化”因素的影响，反而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因此，重塑基层的德治权威具有现实必要性，理应成为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维。     

嵌入式治理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样态、逻辑及路径——以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而专门针对公安机关基层社会治理的样态、困境、行为逻辑及其治理路径的相关研究又相对较少。基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研究视角对中外治理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并结合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网格化治理与道德治理样态展开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嵌入式治理”的新型治理方式。公安机关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组织松散化、权力使用过度化及价值失灵化等困境,需要构建“组织-权力-价值”三重治理逻辑框架,进一步提出通过组织增能加强党建引领,通过权力整合促进多元共治,并在制度耦合的基础上重塑治理价值。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针对我国当前在法治观念、执法效果、体制机制、群众获得感等层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有效路径,要着重抓好法治体系、机制以及工程建设。这既要建立健全基层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考核评价体系、法治监督体系、科学决策体系"四个体系";又必须构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政府内部权力运行约束机制、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四种机制";更要致力于实施平安建设工程、信访维稳工程、法治惠民工程、队伍建设工程"四大工程"。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警务的融合——以成都市Y社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为社区警务模式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做好新时代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成都市加快网格力量整合,进一步完善"一区一警"制度,深入推动"1+3+N",警力最大限度地融入社区治理,有效地提升了社会面管控水平,实现了社会治安防范由公安唱独角向社会综合治理转变,这一探索与"枫桥经验"内在契合。在此启发下,探索新时代进一步完善社区警务网格化管理的路径,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创新社会治理长效机制,将网格化管理更好地嵌入社区警务;二是以社区警务工作站为依托推动合室办公,强化社区民警对网格员的管理和考核;三是以公安改革推动警力下沉,不断夯实社区警务基础。     

推动城市治理重心下移:历史逻辑、辩证关系与实施路径

在社会结构变迁和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必须超越简单向基层"放权、放人、放资源",甚至是简单扩充基层政权人员编制和队伍的传统路径,而必须紧紧围绕如何弥补基层治理框架失衡、条块管理缝隙增大和基层共同体缺失三大课题,顶层设计和科学处理重心下移与层级分工、属地管理与专业管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制度变迁与技术发展四大辩证关系,通过体制、机制、队伍和技术的变革,实现国家主导下的基层治理乃至城市治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不完全契约下社区居委会改革策略析论——基于T市B区基层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居委会高负荷运行是转型期中国基层治理逻辑、基层政府行政制度实践和社会运行机制交织形成的过渡性现象。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居委会减负改革与居委会过度行政化、居委会负荷未有效缓解并存的现实表明,深入分析居委会改革对策,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居委会负荷过重现象的生成机制为:在不完全法理契约下,社区居委会责任无限、权力有限,责权结构性失衡;在不完全行政契约下,社区居委会权力模糊、依附性强,制度化建设薄弱;在不完全自治契约下,社区居委会利益表达、利益协调能力弱,利益满足机制匮乏。去行政化仅是居委会减负机制的选择性途径,实际上,居委会的治理效能受社区治理结构的复合性与多元性影响,因此,社区居委会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简单片面地去行政化,而在于治理结构适应性调整与治理资源有效整合,进而增进其在社区治理绩效中的贡献率。     

干部高配制度：一种权责均衡的治理机制——基于鄂西经济发达镇的考察

化解乡镇权责失衡难题的关键是通过治理机制创新实现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面对经济发达镇治理事务总量多难度大、干部激励手段欠缺、条块分割矛盾凸显等负重运转困境,干部高配制度的出现推动乡镇从权责失衡走向权责均衡。一方面,干部高配制度在科层体制内部构造出层级分明的政治激励结构,充分调动了党政主职、乡镇副职以及一线工作人员的主体性,积极推动乡镇各项治理任务扎实落地;另一方面,干部高配制度打破了乡镇政府与上级部门条块之间权力与责任的常规化配置,促使二者从平级协调关系转向层级压力关系,激活了经济发达镇协调体制内资源完成特定治理任务的能力,成为制度化破解条块分割矛盾的有效路径。干部高配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体制提供的合法性基础和正式权力支撑,同时也离不开其与科层体制的匹配性及与基层社会的适应性。     

从条块到界面:基层政府“放管服”改革的内在逻辑——基于江苏省徐霞客镇的案例研究

中国的政府治理受制于央地关系和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双重约束,这使得条块结构难以适应,在治理中带来了专业化分工与行政性协同、分散式服务与一体化需求、碎片化问题与整体性治理三对矛盾。为了破解矛盾、平衡双重关系,需要重塑治理结构。研究发现,基层政府通过打造信息界面、组织界面、服务界面、执法界面,为部门间、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供平台,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界面治理,用界面来弥补条块失灵。我们需要基于多重约束关系来设计相适应的治理结构,该观点是对威廉姆森基于交易成本选择治理结构的一种补充。     

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国地方治理发展的新趋势

综合考察当今中国各地的地方治理，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趋势正在出现：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向基层社会延伸，并在地方治理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基层社会自主性逐步加强，基层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逐步加强并规范。这一新的趋势表明，基层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协同发展的关系正在形成，良好的中国地方治理，既需要有力高效的政府，也需要一个较强自主性的社会力量。     

党领合作：中国情境下的基层合作治理何以达成？——基于L市脱贫攻坚经验的调查

基层治理中的政社合作是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随着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愈加复杂化,单个治理主体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基层合作治理在中国特色制度情境下呈现党领导下的政社合作治理样态。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本文对L市脱贫攻坚经验及其有效实施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治理中的“党领合作”机制,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下实现合作治理结构的搭建,进而在合作过程中通过主体信任、权责利共享、目标共享等达成治理目标,最终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机制背后的逻辑是引入政治力量对行政体制内外结构性、过程性张力的有效消解,包括以条块整合克服“压力-能力”的矛盾,以政治动员消解“命令-抵制”的悖论,以政社联结弥合“政府-社会”的间隙等,进而破解基层合作治理中面临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权力共享与领导力、合作结构稳定性与主体变化动态性等矛盾挑战。“党领合作”机制不仅为基层效能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也在比较视野中拓展了理解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基础。     

何以“松绑”:社区减负的路径探索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负担日益繁重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推进社区减负既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社区负担重一方面是由于基层治理条块关系中各主体的职责不清,另一方面源于民众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与社区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因此,为确保社区减负切实落地,需要从"加强社区党建""优化管理体系""配好工作人员"等三个维度切入,探索出一条科学有效的减负路径。     

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创新途径

基层治理意义重大,既是国家实现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目标需要,也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创新基层治理,要创新参与方式,实现协商治理;要改革治理结构,实现科学治理;要密切党群关系,实现有效治理;要规范权力运行,实现有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