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短篇小说中的诗性精神

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以《受戒》复出文坛，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追求“散文化”、“诗化”风格，他的小说体现了一种诗性精神，具体表现为用诗性语言营造诗意的氛围，并融入了作者诗意的人生审美态度。汪曾祺小说中的诗性精神主要体现在诗性语言，散文化的结构和抒情的风俗画这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汪曾祺小说在诗情画意的中和之美中对笔下人物采取了诗性的关注态度，这就确定了汪曾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于坚散文的诗性精神

于坚作为新生代诗歌的代表人物,其口语化写作已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他在散文创作上对诗性精神的坚持和建立,为当代散文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对民间写作立场的坚持,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对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矛盾冲突的焦虑,使他的散文充满了自由、浪漫而不飘浮的诗意,为当代散文拓展了表现空间,也使他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进程中有了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不正常的人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4-1975

1975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不正常的人》为我们勾勒出了“不正常的”人的谱系。“不正常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他到底从何而来，他在历史上的祖先是谁？我们依据什么判断人的不正常呢？正常和不正常的标准来自何处？福柯在演讲中提出了这些问题，     

我的丈夫钱穆

我和宾四（钱穆字）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     

为日常生活批判再辩护——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基本意义

列斐伏尔是一位“广为人知”而“罕为人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其他一些重要著作相比,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处于默默无闻状态。而实际上,本书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因为它是列斐伏尔毕生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专门而系统阐述的著作。《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抽象的哲学与艺术批判分析,第二卷则重新厘定了日常生活批判概念,建立了一整套批判现代性日常生活现实的哲学范畴体系与社会学方法,确立了日常生活作为“层次”或“平台”(level)而存在的理念,描绘了一幅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理想相区别的“瞬间的星丛”图景。     

论雷蒙·威廉斯戏剧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雷蒙·威廉斯在重新审视艺术的诗性特征时，提出了“情感结构”概念，在承认艺术惯例有效作用下，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基于这一认知，他对西方现代戏剧艺术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方戏剧艺术形式的变迁及戏剧“情感结构”与西方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紧密相关，西方现代戏剧和悲剧观念的发展展示出社会文化扩张的整体趋势。对于这种扩张，威廉斯持支持立场，他认为，现代严肃戏剧的扩张对新的“共同文化”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威廉斯的戏剧研究方法富于创建性和活力，包含着对文艺特性的重新思考，对当代艺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从唐律析李白流夜郎

李白是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和事迹,一千余年来在人民中广为传颂。李白生活在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他虽怀有“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志向,也唱出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激昂之曲,但玄、肃两朝统治集团给予他的却是接连不断的排挤和打击。获罪流夜郎,是他第二次参与政治活动的悲惨结局。关于李白流夜郎,唐诗研究专家及研究李白的学者,多从李白的行踪、诗意及天宝未,至德、乾元间的政治形势作探讨。本文试从唐律的角度,对李白流夜郎这一历史事件,略作分析,或许对李白研究有所补益。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嵌入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理路

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日常生活是孕育意识形态的场域,意识形态则是根植于日常生活世界之文化精神的外显。在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世界愈益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博弈的重要场域。面对西方意识形态、多样化错误社会思潮对我国大众日常生活的侵入和渗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亟待找寻与日常生活世界的“链接点”,通过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表达,制作“入眼”“养眼”“入心”的日常文化景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秩序等实践理路,将社会主义价值观嵌入日常生活。     

对“领导权”一词的宪法学分析

“领导权”一词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我们不排除在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使用这一词汇，如“革命领导权”等，但是在宪法学层面上使用这一词汇存在很多问题。我们认为“领导权”一词不是宪法与法律用语，使用“领导权”或者“党权”一词不仅存在的现实障碍，也缺乏法理上的依据。“领导权”一说容易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混同。“领导权”一说，是“官本位”这一权力思维的自然反应，是战争年代的习惯用语，不是和平建设时代特别是法治建设时代的法律与法学术语。     

清末民初北京八大胡同娼妓业变化初探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的变革时期，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日益发展，社会传统价值观念渐趋改变，实利之风日益盛行，娼妓业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妓女逐渐丧失了过去那种“艺妓”的性质，而上层文人对妓女品第的强调和对往昔“诗意”的想像与怀念，实质上表现了他们对往昔社会氛围的追思，这种心理也揭示出了一部分人对充斥着低级趣味的“现代性”的担忧和抗拒。     

识人

一天，柏拉图对老师苏格拉底说：“东格拉底这人很不怎么样!”苏格拉底问：“这话怎讲？”柏拉图说：“他老是挑剔你的学问，而且不喜欢你的扁鼻子。”苏格拉底笑了笑，缓缓说：“可我倒觉得此人很不错。”柏拉图说：“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呢？”苏格拉底说：“他对母亲很孝顺，每天都照顾得非常周到；他对老师也十分尊重，从没有过不恭的行为；他对朋友很真诚，常常当面指出别人的缺点，帮助改正；他对孩子很友善，经常和他们一起做游戏；他对穷人富于同情和怜悯，有一次，我亲眼见他搜出身上最后的一块钱丢进乞丐的破帽子里……”     

高校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有效途径探究

道德教育是否具有实效性,在于道德教育主体是否能够化“他律”为“自律”。当前提高高校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渗透到各项管理制度中去,与学科教学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在实践中领悟“八荣八耻”的精神实质,进而推动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     

五种易被忽视的有害动作

古训讲究以“劳而不倦”为保健养生之道。“莫要久行、久立、久坐、久卧、久视”。其实，这五种动作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要做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对健康有害的动作。     

“创新”内涵的三层拓展与社会意蕴

“创新”一词从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引起重视到今天，其内涵实现了三次拓展：从西方经济学领域的“创新”到中国内涵的“科技创新”的第一层拓展，又从“科技创新”到社会其他领域“创新”的第二层拓展，以及从社会领域到日常生活领域的再拓展，体现了中国人对“创新”内涵的独特理解与社会意蕴。     

受益于公岂能感恩于私

日常生活中，常碰到一种现象：某某同志升职后。不是忙于迅速开展工作，以行动来感谢组织和群众，而是急着摆“谢恩宴”，送“感恩礼”，对个别领导感恩戴德，把组织的培养和群众的支持记在了少数领导的功劳簿上。     

发挥

一位著名企业家在作报告。当听众询问他最成功的做法时，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只是并没有画圆满，留下了一个缺口。他反问道：“这是什么？”“零”、“圈”、“未完成的事业”、“成功”，台下的听众七嘴八舌地答道。他对这些回答未置可否：“其实，这只是一个未画完整的句号。     

“与风云而并驱”的诗意呈现——李云《水路》的文化启示

作为泱泱诗歌大国,“兴观群怨”等功能决定了诗人早已将个人的独特思考嵌入到集体意识之中、融汇到国家和民族魂的执擎之中。诗歌的写作需要顽强的勇气与坚韧的毅力。诗意呈现要展现大国气象及韧劲,诗意呈现要保持思想维度和精神向度的纯正与清洁,诗意呈现要坚守伦理底线,诗意呈现要彰显语言的艺术魅力。诗歌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宪法》中“妇女”与“母亲”的含义及其关系研究

作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语词，“妇女”和“母亲”在《宪法》中的含义比较复杂，需要从理论上明确界定。基于宪法概念的规范性与确定性要求，应从宪法精神与目的出发，结合《宪法》文本并参考相关法律，对《宪法》中的“妇女”作广义界定，并从婚姻家庭与国家社会两个层面来解读《宪法》中“母亲”的含义。此外，“妇女”和“母亲”都是《宪法》中特殊的基本权利主体，二者存在诸多差异，但其联系却不容忽视。     

掠影贿赂犯罪

得了别人的好处就要有所反馈，这在中国似乎一直是条真理，而且还被上升到了“美德”的舆论高度。不同阶层都曾围绕这条真理大做文章，老百姓把它理解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文人雅士则言简意赅地称之为“礼尚往来”，还有一种富有诗意的说法，即“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也许正是“投桃报李”民族意识的厚积薄发，贿赂之风得以盛行。虽然“贿赂”二字源远流长，但鉴于这个语言符号所附丽的社会事物有一定的阶级性，因此仍有必要用解词的方式对其加以阐述。《说文解字》中说：“贿，财也；赂，遗也。贿赂就是一方向另一方馈赠财物。…     

一个“海外人群”的群体再现与文化身份的建构——当代美国媒体对“留美学生”新闻报道的话语分析

在有关日常生活的新闻报道当中，中国留学生有时候被再现出一些负面品性。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将中国留学生的局外性视为“对美国社会的威胁”。总体而言，这个群体是在不断面临困惑，经受苦难，甚至还被赋予像“不诚信”、“自私”、“不理性”等种种负面品性。同时，正面形象的缺乏又很难“平衡”负面形象所造成的排斥留学生群体的社会情绪，进而影响到该群体获得足够的文化认同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