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依法治警”之探讨

依法治警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行政法治原则在公安行政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指警察权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法律规定行使。警察权的性质是行政权 ,而非司法权。对警察权的控制 ,应在治安行政领域适当分解其行政职能 ,贯彻司法控制原则 ,并保证警察权的独立行使 ;在刑事侦查领域 ,实行检警一体化和司法控制     

对“依法治警”之探讨

依法治警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行政法治原则在公安行政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指警察权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法律规定行使。警察权的性质是行政权 ,而非司法权。对警察权的控制 ,应在治安行政领域适当分解其行政职能 ,贯彻司法控制原则 ,并保证警察权的独立行使 ;在刑事侦查领域 ,实行检警一体化和司法控制     

警察权的法律规制与司法控制

警察权的正负效应告诉我们,既要积极发挥警察权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保证公共安全的预期效果;又必须对警察权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对警察权进行控制应遵循法律规制原则、比例原则和司法控制原则。     

论警察权的性质与特点

警察权不同于行政权,既不是来源于行政权,也不是由行政法规范的结果。警察权需要通过法律表现出来,法律反映警察权,法律规范警察权;规范警察权的部门法就是警察法。警察权是由警察权主体、警察权客体以及警察权的实现手段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公共权力是警察权的内在本质,警察权的基本性质是由公共权力决定的。警察权具有执行性、强制性、公益性和义务性等特点。     

我国基层警察执法权范围界定之原则

国家运行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保障警察权的主动性、及时性、有效性、强制性来实现其职能,保障社会治安有序运行;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化法治文明进程中,"国退民进"为历史趋势。如何将二者统一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从而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摒弃了单一的"警察权扩张"与"警察权限制"两种理论后,在我国社会现实背景之下,警察权配置的第一层次即基层警察执法范围边界的确定应当坚持六个基本原则,分别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原则、相应性原则、警察权行政权性质确定原则、司法控制原则、程序正义原则以及"公""私"有别原则。     

警察权滥用的法律思考

警察权是行政权又是司法权。警察权被滥用已引起一些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为防范警察权的滥用,建议对警察权进行分权、限权、制衡、监督,使警察权回归本位,警察忠于职守。     

我国警察权的扩张与控制问题探讨

我国警察权是以行政属性为主,行政性和司法性二元融合的一种行政权。有权力必有救济,权力必须置于制度的笼中;但一味的分权、限权、控权是盲目的,会把本可以发挥良效的警察权视为恶魔。我国警察权运行目前处于扩张的状态,应对其进行必要的控制。很多警察职权都包含了行政、司法双重属性,所以对警察权扩张的控制也应该是多元的、多举措的。通过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警察机关自身的控制,并针对警察职权的内容、职权所含权力性质的偏向加以控制,能够有效的明确我国警察权力的界限和内容,并更好的实现或补救公民权利,从而形成警察权和公民权两者和谐共处的关系。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警察权控制

构建警察权的控制体系是由警察权的性质决定的,也是法治和保护人权的要求。和谐社会视野下警察权的控制以比例原则、司法控制和程序公正作为基本原则,从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通过建立系统的内部制约机制、加强司法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强化公民的权利保护、树立程序公正理念等途径,把规范和控制警察权纳入法制轨道中,从而对警察权进行科学有效地控制和约束。     

试论警察权性质之界定

警察权是对公民权利影响较大的一种重要权力,尽管不同的国家对警察的性质有不同的界定,但是警察的职能却大体相同,即包括维护社会治安和从事刑事侦查两个方面,相应地,警察权也区分为治安行政权和刑事侦查权。通过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比较可知,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警察权的性质都是行政权。     

警察权宪法基础之比较法考察(下)

规范执法是警察工作的主旋律和生命线,警察权是决定因素。警务建设是宪政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应从宪法中探寻警察权定位以确立警务建设之根基。国内外宪法对警察权的具体表述有所差异,但显示出警察权是有鲜明特色的权力,具有主动性等行政权的基本特征,与其他行政权相比具有人身自由强制处分权等个性特征,而没有立法权内容,也不是司法权。     

论权力有限论的权力观

权力有限论是现代政治民主观念在法律上的延伸,是现代民主理论和宪政理论结合的产物,是现代宪政民主理念的集中体现。它是以人民主权论为一般理论、以分类分权和权力与权利均衡为具体法律操作技术的权力相对主义观念。权力按国家职能分工配置,权力受限制是其根本内涵。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对于履行好岗位职责和促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强制性行业协会成员管理权的性质定位——以公法与私法的关系为视角

在我国，一部分行业协会由于法律规定了潜在成员的强制加入而成为强制性行业协会。在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的框架之下，此类行业协会所享有的成员管理权在现有法律规定中并没有与一般社团组织权力作出区分，而是被笼统定位于私法权力，并因此在实践中面临困境。实际上，在对强制性行业协会成员管理权的性质定位的路径中，存在着公法权力与私法权力的双向展开的可能，并在实质-形式的关联中实现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的融合。     

依法行政视野下对警察权的检讨与重构

规范、限制甚至缩小警察权,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国当前的警察权力体系和制度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在很多方面尚有不协调现象,因此应对之进行检讨与反思。     

从契约理论看家族企业代际传递中的权威散失

家族企业代际传递的核心是权威传递。从契约(合约)理论的角度看,公众公司和家族企业的权威体系构成,前者以正式契约形成的治理权威为主导,后者以非正式契约形成的管理权威为主导,由于权威在性质和来源上的差异,管理权威的传递难度要比治理权威大得多。影响管理权威的传递存在着众多不确定因素。     

公权力运行法则及其相关启示

公权力运行的法则告诉我们:公权力由上级委任,公权力行使人就对上级负责;公权力由民众赋予,公权力行使者就对民众负责。这一运行规律还告诉我们:只有以公民的民主权力监督公权力,公权力才不会异化。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走民主之路,将民主权利回归公民,自下而上建立一个完整而不是残缺的、有效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能自行运转而不是单靠外力推动的监督机制,并使之能经常地、稳定地发挥作用,以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正确行使公权力,就一定能有效防止腐败事件的滋生与蔓延,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以检警关系为视角

优化检警职权配置,理顺检警关系,是规范司法行为,优化司法职权的重要内容。我国目前的检警关系存在诸多缺陷,导致侦查行为监督制约措施缺失,出现了所谓“侦查中心主义”式的刑事诉讼。如何制约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力,理顺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的关系,是实现规范司法行为,达到司法行为优化配置的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     

“司法权威”与“学术权威”的竞存——由“专家法律意见书”存在的几点悖论引发的思考

“专家法律意见书”从性质上说不属于证据，而属于学理解释的范畴。目前，我国法律实践中的专家意见书存在亟须规范的问题，包括以“学术权威”压迫“司法权威”、以专家意见干涉司法独立等。参考国外相关的立法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应拒绝接收“专家法律意见书”，并采取相应的替代性措施。     

检察机关公诉职权与审判监督职权的配置

检察机关公诉职权与审判监督职权在配置上存在诸多问题,应明确检察机关在诉讼程序中的角色定位,并通过具体措施完善其合理配置。     

民事抗诉制度研究

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民事抗诉制度 ,但其规定十分笼统。实践中 ,检法两家常常各执己见 ,争论不休 ,严重削弱了检察监督的力度。本文认为 ,在抗诉案件的审级上 ,应确立“抗同级、同级审”原则 ;在审限上 ,应从接到人民检察院抗诉书的次日算起 ,在再审中检察机关的地位、任务及权限方面 ,立法均应予以具体规定。此外 ,对检察机关启动抗诉程序的权力应予以必要限制 ,以避免检察权与审判权的无谓冲突。     

论我国核心预算机构之构建

整个预算过程中,在行政机关内部确立核心的预算机构,对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具有重要意义。应当重视非行政机关预算案的编制问题,应将财政体制改革提升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整合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的职能,确立起核心预算机构,实现预算过程与政策过程的统一,保证预算权力运转的统一性、权威性,推动预算法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