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

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更迭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全问题在国家间交往中被关注的程度愈益加深,新的地缘环境和国际背景催生了“泛安全化”倾向。近年来,以地缘热点问题为中心,东亚地缘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南海问题博弈加剧、朝鲜半岛安全威胁增大、域内领土争端难以解决、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提速、台海两岸关系微妙紧张起来、域外国家频繁插手东亚事务等,致使整个东亚地区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的不良倾向。这种状况在影响东亚地缘格局走势的同时,也给该地区带来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地缘安全风险,并触及敏感的军备安全问题。从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军费及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目前东亚部分国家军备发展状况相对合理。不过,由于域内复杂多样化的不确定因素、域外势力介入的不可测性以及东亚军备安全的整体庞杂和结构复杂的突出状况,致使整个地区的军备安全前景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东亚国家应开展“去安全化”的新型地区合作,推动建立地区性的军备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构建新型军备发展与军备安全关系,共同增进东亚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从"9.11"事件看巴阿安全关系

从安全上考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相互依存的."9.11"事件则彻底葬送了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多年艰苦经营所取得的前景,也说明阿富汗局势充满了变数,不仅如此,阿富汗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将继续对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统一和大战略判断与谋划能力提出严峻挑战.     

论公共卫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应对疫情对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的威胁,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化”措施抗击疫情。其中,中国的“武汉模式”和日本的“仙台模式”是两种极具代表性的抗疫策略,中国的抗疫模式遵循的是“完全安全化”的路径,而日本遵循的则是“有限安全化”的路径。通过梳理 “安全化”模式和“安全化”困境的既有研究,对 “武汉模式”和“仙台模式”的“安全化”进程及特征以及“完全安全化”和“有限安全化”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阐释。在“完全安全化”模式中,施动者应对威胁进行准确判断、施动者与受众共同发挥抗疫主体作用、“安全化”先于“去安全化”在场,而“有限安全化”模式则具有受众发挥更为关键的主体作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须同时在场的特征。上述两种模式所形成的“东亚模式”对国际社会治理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具有借鉴意义,无论选择哪种抗疫模式,为了切实保障人的安全,都必须在抗疫过程中确保“去安全化”的在场,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安全化”的困境,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威胁。     

性别议题安全化研究

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20世纪90年代,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具有建构主义特色的“安全化理论”。女性主义安全研究重视性别与安全的关系,认为安全化理论忽视了性别安全问题。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325(2000)号决议为基石的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既是近二十年来形成的新国际安全规范,也是性别议题安全化的集中体现。1325号决议及其后续决议共同形成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使性别议题进入国际安全日程。对妇女参与、妇女权利和性暴力等性别议题的安全化或去安全化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交叉性影响。在不同行为主体和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安理会成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围绕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进行的互动与辩论,推动了性别议题安全化的发展进程,既体现出“主体间的和由社会建构的”安全化问题的复杂性,也规范了安理会表决机制下安全化的程度和限度。性别议题安全化的发展前景亦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重可能性。     

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及其视域下的周边安全CSSCI

传统上认为,随着区域化推进会带来区域安全改善。然而,区域化也可能与区域安全恶化相伴,这便是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不成熟区域化与成熟区域化,区域化意向与区域化现实,构成了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两对概念。由于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存在,周边安全并不一定会随着周边区域便利化与一体化而出现改善,在一定时期内,周边区域行为体的身份危机、周边区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聚集、周边秩序与中心秩序的时差效应、周边与中心的"态叠加",可能会使周边安全随着周边区域化的推进面临新的复合型安全冲击。有鉴于此,需要我们对周边安全进行针对性的思考并不断提升应对周边安全的策略。     

从气候变化到气候安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研究

安全化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的必经过程。在非安全领域的问题能够造成(潜在)威胁并已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议程的前提下,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本国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以及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决定该国是否将该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家有关自身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是核心因素。英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安全化上的行为表明:若某非安全领域问题具有全球性,那么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距离可以等同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较大威胁,那么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受到较大威胁,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威胁较小,这将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未受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小。第二,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受到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大。为了限制国家在安全化行为上的反复变化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的障碍,联合国可以通过发挥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促使气候变化"集体安全化"。     

权力危机与安全悖论--美国"新帝国"论反思

本文在介绍"新帝国"论的产生及内涵的基础上对其权力观和安全观进行反思,认为其致命的弱点表现在权力危机和安全悖论两个方面,权力危机主要表现在对硬权力运用的不均衡和对软权力的忽视,而安全悖论即是指其主张的以绝对实力追求绝对安全的不现实和不可行性.正是这两方面决定了美国"新帝国"的没落结局.     

北极地区安全维度变化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

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国家安全中的语言安全化：以俄罗斯为例

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的当今世界,语言安全是关系着许多安全对象和安全领域的重要课题。俄罗斯面临的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尤为典型。俄语安全已被列入《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这促使学界思考,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如何在国家安全中发挥作用,具有怎样的定位与功能。本文从安全学视角出发,使用Nvivo编码软件,对2002～2020年的俄语政策进行内容分析,进而探讨俄罗斯的语言安全化问题。研究发现,语言安全化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化过程,其本质是国家对语言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的安全诉求。俄罗斯的语言安全化包含两个环节,一是语言安全的话语建构过程,将语言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列入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范畴。二是语言安全问题的应对过程,即语言安全主体通过语言政策,应对语言安全威胁的过程。由此,语言政策不仅是塑造语言安全与国家安全关系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语言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最重要途径,通过语言政策安全话语得以建构和实施。     

美国与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

冷战后、尤其是"9·11"后,核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上升,美国政府通过对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操作获得了相当的特殊权力.通过对特殊权力的运用,布什政府较为成功地发展出一套层次性防御措施.但与此同时,美过度运用安全化逻辑导致了对假想敌的塑造,使其在伊拉克及伊核、朝核问题上陷入困境.这甚至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9·11"事件和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9·1 1”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 ,尽管今天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但是 ,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 ,世界仍然是不安宁的。“9·1 1”事件的发生就突出说明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安全因素的变化说明的另一问题就是我们必然要对传统的安全观进行再思考和再认识 ,逐步确立新形势下的“集体安全观”和“全人类利益安全观” ,重视联合国在国际合作反恐中的作用。     

中日韩三国海域安全复合体与东海的“安全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日韩三国海上安全问题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紧密相联。根据巴里·布赞、奥森·维夫等有关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在相互联系的安全威胁中,行为体之间在处理安全问题时不可分割。因此,中日韩三国必须进行跨海域安全合作。在海域安全上,中日韩三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构成海域安全复合体,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由冲突形态向安全机制过渡的趋向。     

外来物种入侵问题的安全化进程分析

言语-行为分析法是哥本哈根学派用来分析安全问题的一种方法, 这种分析的目的 不是为了推动或论证某个问题是安全问题, 而是为了评估人们发现一个确定问题的安全化是好还 是坏。国际关系学界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的研究基本是从非传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角度进行的。 然而, 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首先是生物以及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 而不是安全问题。运用“言语-行 为”分析法对此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在科学研究和理论上, 外来物种入侵问题的安全化是比较容易 实现的, 但在具体实践上, 则基本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安全优先权。     

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安全化动向

拜登政府按照安全化逻辑不断充实美国太空战略的既有内涵，形成了覆盖战略指南、优先次序、基础设施、军事能力及至国际合作的完整体系。其动力从表面看来自两个方面：为了节约资源而优先追求太空规范霸权，为了提升威慑效能而强化太空军事霸权；从深层看来自美国重振国际体系霸权的意图。由此，拜登政府太空战略实现了间接—直接目标、规范目标与军事—政治—经济目标的有效整合。其中，拜登政府着重加强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围绕太空军控规范、太空和平利用及规范建构联盟建设等提升美国的太空规范能力，二是聚焦优化太空作战体系、强化防御能力和开发前沿战力等巩固美国的太空军事能力。今后，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规范化、军事化和系统化特征将进一步强化，可能会对太空治理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     

美国对中国医药供应链的安全化及重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中国医药供应链安全化的趋势加强。美国认为,由于中国可能会以医药供应链为武器攻击美国,加之中国药品本身质量欠佳,对中国医药的过度依赖正在威胁美国公共安全和国防、地缘政治安全。中美地缘政治矛盾加深、中国医药行业的加速发展对美国全球医药领导者地位构成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美国公共卫生危机等因素叠加演进,成为这一安全化进程的大背景。目前,美国正在酝酿系统性地重塑医药供应链,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与中国的医药产业脱钩将使美国大型跨国医药企业利益受损。着眼于中长期,我国医药企业产能存在进一步过剩的风险,医药产业升级的目标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化”的形成及影响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张和中国的持续发展,下游国家在利用湄公河水资源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化和政治化两个步骤逐渐把水资源"安全化"了,水资源进而由公共问题转变为安全问题。水资源的"安全化"让大湄公河的水资源合作更加举步维艰;使域外大国不断介入到次区域的合作中,为遏制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借口;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周边形象。要想共同维护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和谐发展,下游国家必须在水资源开发中去"安全化",使水资源真正回归到社会性问题的范畴中来,才能解决沿岸各国在水资源开发中出现的分歧。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     

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

科技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被视为影响国家实力对比、安全环境和对外行为的重要变量。大国对促进科技发展和保持科技优势的追求，促使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的关联度显著提高。将科技看作存在于各领域的“安全透镜”，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来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尝试发展出一种兼顾科技发展特征和各领域具体互动的整体框架，可以发现行为体之间在科技领域构成对抗、竞争或形成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领域的具体特征和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以及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芯片战和中法涡轴-16航空发动机研发合作分别是竞争型科技互动与合作型科技互动两种类型的典型案例。科技的发展更新也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呈现一定变化，出现一种“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国际空间站的技术进步及其民用转向促使美苏(俄)在该领域的长期合作可以验证这一趋势。     

"冰上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参与北极航 运安全治理的考量因素

北极航道因为北冰洋的加速融化与全线通航的美好愿景,将对世界海运格局及国际安全态势产生巨大影响,其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纷纷调整本国的北极战略。航运利益是中国最现实、最直接的北极利益,不仅较容易实现,而且政治敏感度较低。以北极地区国际组织为主导的国际协调机制,调节着国际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维护北极经济发展的有序运行,有助于"冰上丝绸之路"的顺利推进。推动航道安全合作将是北极国际治理的主要内容,亦是中国介入北极事务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制度性参与北极航运安全治理机制的建章立制过程,是中国优化"冰上丝绸之路"外部环境、护持中国北极利益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