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方某奸淫幼女应构成强奸罪——兼与张凌颖同志商榷

未成年人奸淫幼女,其行为究竟构成什么罪？张凌颖等同志认为这种行为构成奸淫幼女罪。笔者认为,据我国现行的刑法和司法解释来看,该行为应定为强奸罪。     

风险社会理论与中国刑事立法观

刑法理论长期以来秉持传统古典刑事立法观,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问题进行被动回应。而当下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风险不断增加且日趋复杂。这一社会转型对于法学研究者以及立法者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在此社会变革背景下,若抱残守缺,坚持一元化的传统刑事立法观,将可能导致越来越难以维持层出不穷社会风险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间的动态平衡。因此,将风险刑法及其价值取向,立法技术等方面纳入立法考量势在必行。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刑法制定和修改的历史变迁及趋势,探讨社会风险理论对我国刑事立法观念及模式转变的重要推动作用,进而展望刑法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知识相结合的可行性。     

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未成年人犯罪已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成为全球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如何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虽然我国采取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阻止未成年人犯罪浪潮的高涨，但由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不足，刑事政策又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成效不甚理想。采取何种刑事政策能有效的弥补刑事立法的不足，以达到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对未成年人犯罪出罪化解释的刑事政策审视

本文从解释依据、刑事政策的合理性两个角度对最高院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罪化解释进行探讨。解释出罪的类型包括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出罪和轻微型出罪。前者通过对刑法条文的文理解释实现，后者通过适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实现。但是，未成年人的转化型抢劫行为的出罪化解释并不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条款目前存在一些问题,使我国的法律难以起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立法目的。只有依据社会的发展需要逐步完善该法律,才能使其达到立法的目的。本文谈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与完善相关的问题。     

论刑法的责任主义与谦抑性原则

责任是对行为人意思决定的非难可能性;谦抑意味着国家刑罚权的发动要自我控制。本文从责任和谦抑出发,分别论述刑法的刑法的责任主义与谦抑性原则。     

积极主义刑法观视域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

为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失序"状态,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应当跳出积极主义刑法观、消极主义刑法观和折衷主义刑法观的观念聚讼,恪守法益保护的根本立场,依循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具体要求,推进涉未成年人不法行为的预防性刑事立法进程。提高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制度效能,应以立法方法的"客体相应性"为导向,根据规制对象的类型学区分:在立法原则上,"未成年人实施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侵害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双向保护原则"。在立法手段上,应结合规制对象的具体特征,融贯犯罪圈的设定与刑事制裁处遇。     

修复性司法的正名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转向

在反思传统报应刑及犯罪矫治功能的基础上,欧美学者主张通过修复性司法的方式修复犯罪加害人、受害人、社区间的对抗关系,即通过民间的多元化力量实现对受害人正当诉求的考量以及被告人的除罪化。修复性司法与社区司法、德国的“损害回复”制度、传统的刑事和解模式均有实质的不同。修复性司法有“最大化模式”与“纯粹模式”,最大化模式可以运用在无受害人的刑事案件中。     

斩断染指未成年人性权利的黑手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少年正如初升之红日,蓬勃向上;少年正如初开之花朵,娇艳稚嫩。然而,近年来,关天翼猥亵儿童案、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河南一官员强奸11名幼女案,以及四川、浙江、甘肃等地发生的一桩桩性侵害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不断刺痛着我们的神经。曾几何时,我们只可能从引入的外国犯罪片中接触到性侵未成年人的变态犯罪者;曾几何时,我们咬牙切齿地用最恶毒的词汇,责骂那些性侵未成年人的人类伦理之耻。而今,不胜枚举的案例层出,“买处”也不是个案,“性侵害未成年人”已经在社会中有了普遍的认知度,这是犯罪学和法制普及的进步？还是犯罪人道德尽丧？     

未成年人利益优于社会利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以澳门地区为例的分析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与“教育、感化、挽救”是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性内容,其贯彻落实必然涉及双向保护原则,即平衡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关系,实现两者兼顾。我国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护为主要特征,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核心。大陆应借鉴之,对未成年人实行“保护第一、教育第二、惩罚补充的原则”,如此才能使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天平相对平衡,使未成年人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     

悖论：理性的分析 宽容的底线——法释[2006]1号实质立场的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2006]1号,简称<解释>)已经于2006年1月23日起施行,①该<解释>在出台之初,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置疑与批评,本文从<解释>的渊源承接分析入手,以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为基本立场,从实然和应然两个角度出发,对该<解释>进行评析,述一管之见,就正于刑法学界同仁.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悖论与反正：论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兼评教育刑的否证性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主体类群，需要从行为人角度予以区别对待，其特殊性决定了对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是整个刑事程序的根本性原则。该原则的产生有自己的多元理论基础，但是面对现实的社会背景和刑罚理论，教育改造原则又存在相当多的悖论。在承认这一原则的基本前提之下，从刑罚目的辩证性认识的角度出发，以非犯罪化一非监禁刑一社区矫正——前科刑消灭制度进行层次性推进，从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原则进行反正和解读是我们的应有选择。     

不明事理的中国有组织犯罪立法

事理者,谓之事物之道理。显然,事理是内生的、自在的,不是善于思辨的人类坐而论道想象出来的,只能是事物自身所强加于我们的。事理作为决定一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的基本根据,具体表现为对“是什么”或“怎么样”这类本体性问题的认识与把握。     

面向博弈论的城管与商贩间矛盾问题思考

为了更加准确了解我国城市管理中商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关系。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网络调查法、案例分析法等综合分析方法,采用博弈论矩阵模型对商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的城市管理中商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从表面看主要源于商贩造成城市交通拥堵、带来食品卫生、质量隐患、影响城市环境和安定、逃避税收,造成政府税收损失,但是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本质上二者之间的矛盾在于利益上的冲突,城管对商贩的管理方式和态度主要取决于自身管理成本S和管理给城市带来的收益R之间的关系,当R> S时两者之间的矛盾就会得到缓和,反之则会得到加深。综上所述,基于博弈论下的城管与商贩间矛盾主要在于两者之间的核心利益冲突,城管对商贩的管理需要多部门的共同参与,进而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本文的研究对于后续深入了解城管和商贩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