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司法路径的完善

本文以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为研究基础，运用历史考察、比较分析等方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探讨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适用时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当避免的误区，冀望能对我国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有所助益。     

北京市宣武区法院搭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五个平台

一是组织平台。即全院相关庭室加强协作，联合实施涉少案件立案、审理、执行一体化模式。立案阶段设立绿色通道，确保对涉少案件优先立案、优先保全、及时移送；审理阶段，除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专项审理当事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外，同时，在民事庭设立专门的合议庭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离婚等案件；执行阶段，针对涉少案件设立专门法官负责执行，确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解析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审查——以浙江省杭州市172起案件为样本北大核心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犯罪目标,近年来,对未成年人实施奸淫、猥亵等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影响恶劣。笔者通过对已发案件的案件类型、罪名认定和案件处理情况进行分析,从犯罪主体、犯罪对象、犯罪时间、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关系等多个方面总结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要素及特点。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的特殊性,应从该类案件专门办理机构建设、坚持"一站式询问"原则、强化证据初始收集、特殊案件个案参与等方面构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的新型侦诉关系。     

未成年人案件特征的实证分析

以浙江省永康市未成年人案件为对象,实证分析了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特征、程序特征、证据运用情况、实体特征,试图揭示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案件的实际处理情况,为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调整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第一手资料。     

守望未来 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少年法庭指导小组组长张军

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法律人更是责无旁贷。自1984年创建全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到如今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试点,20多年来,人民法院的少年审判工作已有质的飞跃。     

论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程序保障

基于程序主体性理念及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家事诉讼中应给予利益相关的未成年人以特别的程序保障。我国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程序保障存在制度性缺失，这是因为我国诉讼行为能力立法技术存在局限性、父母并不能全然充当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代表者。填补这一缺失的路径包括扩张未成年人的诉讼行为能力，使已具意思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能独立参与诉讼；设置程序辅助人，代表未成年人表达意见；设置家事调查员等司法辅助人员，辅助调查与未成年人利益相关的案件事实。     

交叉办案 延伸职能——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打造未成年人审判复合型法官队伍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作为全国中级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试点单位于2006年12月成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少年综合审判庭的成立,改变了以往少年审判庭单独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模式,将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也纳入少年审判庭审理案件范围。同时,少年审判庭除了承担司法审判职能外,还要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开展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延伸性工作。受理案件范围和职能定位的变化对从事少年审判的法官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结合试点工作实际,从多方面全力打造符合少年审判要求的复合型法官队伍。     

论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目前新修改的刑诉法虽然在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但是规定过于泛化，各地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做法。由于立法缺乏操作性，导致了目前未成年案件中的社会调查有流于形式的趋势，必须从根本的立法角度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最终的法律属性角度，去解决和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试述我国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理体制的发展趋向

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在少年司法体系中居于前承警察制度、后启审判制度的"脊梁骨"地位,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及生理的特殊性,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案件处理体制,对于未成年人检察制度乃至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仅对市、区(县)级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理体制的发展趋向做初步构思。     

大足县院关爱未成年人 送法进校园

近日，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被告人和被害人均系未成年人的案件时，做到案前重调查、案中重帮教、案后重回访，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守望未来

2006年明，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17个中级人民法院开展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试点工作。试点5年来成效如何？本刊记者日前就此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少年法庭指导小组组长张军。     

超越与突破：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兼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的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专门化和独立化只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一体化的前提，未检职能的一体化，即未检业务的承办以实行同一办案组（或承办人）全程负责的“一站式”处理为原则，以特殊未检案件的“小分站式”处理为例外，才是未检业务一体化的核心和未检制度改革的关键。而由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所决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工作，实行由检察机关启动、委托司法局下设的社会矫正机构具体实施的方式，不仅合法，而且更为科学合理。而未检运行目标的社会化，则应当成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重构的方向。     

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影响

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占据着主要地位，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定罪量刑，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刑罚与犯罪的关系理论，讨论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方面的得失，并就此提出改进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针对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主体、形态、类型等方面的发展态势,除了对原有的预防为主、区别对待等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进行丰富和发展,还应当借鉴国外的社会调查、前科消灭、设立未成年人法院等方法,建立新的工作制度和机制,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权利,使其受到公正、人道的司法处理。     

未成年人分案起诉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基于175份检察官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一、调查研究的相关说明（一）研究背景分案起诉制度是人民检察院对于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在不妨碍整个案件审理的情况下．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分案，分别以独立案件提起诉讼，法院分别受理的制度。分案起诉制度在我国虽然缺乏明确的立法规定，但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     

完善分案起诉制度

分案起诉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受理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在不妨碍案件审理的前提下，对未成年被告人和成年被告人分别起诉．法院分别审理的制度。分案起诉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分案处理原则的内在要求，是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的特殊处境下诉讼权益的特殊保护．是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的具体表现。目前我国立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成年人的分别关押、分别执行已作了明确规定，但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起诉、审理的诉讼程序上是否分别处理，     

未成年人帮派组织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帮派组织不同于一般带有黑恶势力的帮派团体,其自身具有非典型性、盲目性、受操控性等特点,且未成年人帮派成立初衷、形成原因更为复杂.我们打击方式也不能一味从严惩处,应本着对未成年人挽救、帮教的原则区别处理,并需要加强预防对策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对我院所办理此类案件深入分析未成年人帮派组织的特点与现状,剖析未成年人帮派产生原因,并研讨相对应的预防及惩治措施.     

重庆市检察机关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活动月掠影

“六一”儿童节前夕，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召开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活动月”新闻发布会，人民日报、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等10家中央及市级媒体应邀参加发布会。 市院新闻发言人、副检察长雷万亚通报了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情况，市院副检察长于天敏就“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活动月”的安排做了发布，并向新闻媒体公布了我市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公诉案件、审查逮捕案件的规定及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起诉标准。     

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适用程序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实践的比较考察

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通过各地的试点探索而得以逐步兴起。通过对国内社会观护制度的立法沿革和50余地社会观护的实践情况的梳理和对比发现，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初步确立的社会观护制度存在适用对象狭窄、专业性实施主体缺位、前置程序缺失、实施程序正当化不足、观护措施层次性不足、社会参与角色和路径尚待明确等问题。对此，构建社会观护适用程序应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个别处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分级衔接原则，同时应从社会观护的适用对象、决定主体、实施主体、强制报告机制、社会调查制度、听证程序、转处分流程序、分级措施、恢复性司法、变更与终结等方面加以进一步完善。     

高陵县近五年审查逮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调查

一、近五年高陵县审查逮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2003年至2007年，高陵县院共受理案件268件413人，批捕案件265件408人，其中共受理未成年人案件33案57人，2003年不批准逮捕1人，2005年不批捕1件1人，2006年不批捕1人，2007年不批捕2件2人，其余均批准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