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只“花猫”

自从邓小平抛开意识形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关于中国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人们的认知水平也在摸着石头过河,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模式的理论轮廓才变     

“三定”直指部委利益

客观而言,今天的中国除中央与地方、大型国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已形成了很多庞大的利益团体,这次的中央机构改革,必将对众多利益集团产生震动。如果不能以这次行政体制改变为切入点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恐无法单军突进。     

中国改革路线之变──郑永年教授专访

郑永年,浙江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著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等。在本刊专访中,郑永年教授着重阐述了2007年改革模式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改革"话语"。这一改革话语的变化正在慢慢成型,目前已经包括人本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社会民主、社会赋权、选择集权、社会改革、服务型政府等诸多丰富的内容。     

地震考验中国政治体系

从SARS到汶川大地震,两次灾难推动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进步。唯愿这样巨大的代价可以使信息公开成为社会常态。信息公开成为常态对于中国未来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政治文明的进步。     

“老百姓说话能起作用才叫政府创新”——专访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

清官思想,搞改革的人一般都有这个。清官思想不是说要把权力让给老百姓,而是想为老百姓做好事,而现代社会的清官思想就不光是做好事,还要让老百姓自己决定一些什么,这就是民主思想和清官思想的结合。     

民主救经济——专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

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些民主国家往往被利益集团政治所左右。但是,在最低层次上,民众参与可以防止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群体性事件的“非政治”因素

一些人常把群体性事件上纲为政治问题,动辄情绪化地把矛头指向制度,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毕竟,对于有着实际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来说,具体利益诉求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认真审视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政治"因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处置。冲突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它也在变化,因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按照一般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的一种社会后果。在性质上,它相当于     

人民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

十八大报告关于政治建设部分篇幅不长,但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什么样的人民民主,内容和形式是什么;二是第一次明确地阐述清楚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关系,拓展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和空间;三是列出了两个层次、七大方面、34条具体的改革任务来落实人民民主,尤其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论述。这意味着执政党终于在改革30多年后清晰地描绘了人民民主实现的图谱。但是要看到这是30多年执政党认识不断成长的结果,更要看到这些改革任务的落实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需要决心、智慧和艰辛的努力。     

会有一个“失败社会”出现吗?

阶层固化、社会结构锁定,正是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制度、政策在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时,偏向了他们或者权力亲缘群体的结果。这导致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不正义。无正义,则无未来。     

“小政府大社会”的海南往事

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理念,24年来,小政府大社会在海南的实践有着中国改革的典型轨迹。从海口市中心驱车前往海口市委市政府办公新址,在上下班的时间,少则花四五十分钟,多则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个新的市政府行政中心坐落在海口西海岸的新区,占地面积粗略估算有四五百亩,建筑风格独特,颇为壮观。     

中国需要用常识来治国

如果中国以新的常识治国,发展出一套均富模式,不但其他新兴国家乐于效法,对西方社会也会有启发,这才是中国对世界做贡献。近年来,我乐于看到中国的崛起,但更关心未来中国的何去何从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回报它的人民。因此我对中共新领导人的上台就任,也就充满了期待。我期待中国的官学商精英能在未来的20年里,为中国做一番改头换面的大改革,不但造福人民,也能     

主动破解改革困局

<正>民主是提前化解、消除社会冲突、避免走向极端,公开、公平、公正的博弈机制,却不是事后包治百病的灵药。被动民主需要应对社会动荡可能加剧的危险。在已经结束的全国人代会上高票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     

“红色重庆”的实践与价值

以重庆为代表的地方现象证明,在普遍性中国改革议程中,仍然需要给地方政治的活力留下一席之地。     

科学决策需要样本支持

中国正经历着复兴与崛起,这条追求光荣和梦想的道路却并不平坦。从"文革"的宏观政治决策失误,到改革开放以来某些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从     

中国新“赶考”

我们已经建设出一个世界第二的庞大经济体,我们能否同时建设出一个稳定有序、公平正义、幸福平安的和谐社会?中国社会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60余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历史的提问曾庄严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端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实践之中,是我们党带领人民通过长期政治实践找到的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尺度,明确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在政治发展的目的上,科学发展观主...     

“票选县委书记”的政治学解读

按照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两个层面,它又必须契合民主政治的契约伦理。它是受党和人民的托付,对党和人民负责,行使一把手职权对一个县域进行治理,因此在权力产生方式上,很有必要,或者应该进行民主竞争。     

“小政府大社会”之辩

越是经济困难时刻,人们越是关注政府改革。我们此次关注小政府大社会的地方实践,背景也是如此。围绕小政府大社会尤其是小政府,各种观点分歧很大。具体到我们国家,经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单纯从法定的公务员数量上看,无论是国别比较还是纵向比较,给人的印象是今天的政府已经是小政府。由于在诸多领域政府提供的必要管制、公共服务仍然不足,从逻辑上说,政府改革似乎是从小变大,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