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利益矛盾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与化解之道

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千差万别。从利益矛盾视角管窥,多数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群体利益矛盾、官民利益矛盾激化而引发的一种社会冲突现象。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阻滞、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重构滞后、利益谋取的价值导向机制不够公正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相应地,完善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增强利益协调机制的整合能力、实现利益谋取的公平最大化是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之道。     

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困境与实现机制

日前，我国相当数量的社会矛盾是发生在地方和基层，地方利益矛盾已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日益频发的群体陛事件成因复杂，形式各异，但其最终的指向均为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任务的主要执行者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直接承担者，地方政府能否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公平正义与我国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研究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利益与多元思想并存,各种冲突大量涌现,矛盾错综复杂,长期被忽略的社会公平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相对集中在权利不公平、机会不平等、分配不公平和规则不公平等社会不公问题上。预防和根除群体性事件必须高度重视并逐步推进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治理方略

突发性群体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各级政府作为治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体,首先要建立风险评估和社会预警体系,防止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爆发,并通过制度平台和社会自组织尽量减少突发性群体事件。对已经发生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必须坚持处理事件的正确理念和原则,使矛盾得到妥善解决,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我国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回应机制研究——基于社会冲突理论

从近年来我国群体事件的处置来看,导致事态失控的政府回应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采用较强硬的措施加以应对,另一种则是无回应,即有关部门对事件采取消极不作为的态度。文章通过社会冲突理论的视角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发生有其必然性,而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因素,不必以一种"泛政治化"的眼光来看待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抗争。这样的视角也是政府在回应、处置群体事件的政策制度方面得以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群体性事件中的身份利益群体研究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正在由事项利益群体转向身份利益群体。身份意识在结构上可细分为身份认同意识、身份利益意识、身份排斥意识和身份抗争意识,它们会对身份利益群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冲突管理提出新的挑战。管理身份利益型冲突的目标、原则、策略和方式有别于事项利益型冲突,其管理目标应当定位于利益相关的各种身份群体间关系,促进各身份群体间的利益平衡;政府的角色应当居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管理机制和策略是设计公平和公开的身份群体间协商程序,并使协商过程和解决方案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以便形成能够在各身份群体间达致广泛共识的冲突解决方案。     

试论社会贫困群体与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变革造成了不同群体利益获取的非均衡性,作为在变革中获益较少甚至失利的社会贫困群体有其特定的存在原因和社会特征,它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贫困群体与党政干部间的矛盾,与先富群体间的矛盾和其群体内部的矛盾等三个方面。处理这一矛盾必须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公平机制和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而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的发生和刺激因素。     

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工非盈利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及解决对策研究

目前中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二元户籍制度的矛盾催生了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群体.农民工NGO的产生与发展,为维护农民工权益,促进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目前农民工非盈利组织发展,应关注到法律环境制约、身份合法性等一系列制约因素.改善法律政策环境和加大政府支持的力度,是当前推进中国农民工非盈利组织发展的重要条件.     

刚柔并济——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国体制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使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群体事件不断发生,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完善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的处理机制,是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困境与实现机制

目前,我国相当数量的社会矛盾是发生在地方和基层,地方利益矛盾已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形式各异,但其最终的指向均为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任务的主要执行者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直接承担者,地方政府能否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不仅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而且事关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因此,建设好地方服务型政府,有效化解地方利益     

“体制性迟钝”的风险

在处置各种突发性事件时,基层政府如果只报喜不报忧、过滤信息,将延误时机,降低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随着我国改革由“普遍受益期”过度为“利益调整期”,群体利益冲突渐成为“社会常态”,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往往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     

突发性群体事件应对法规范的缺失与构建

突发性群体事件是社会转型期由于体制、制度的调整与变革引发的社会失范状态,应对处置如不及时,将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在当前利益价值多元且求和谐的背景下,政府作为治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体,应注重健全应对处置法律规范,提高政府执政权威与效能.     

公民利益表达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基于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相关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方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对公民生命财产、干群关系以及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威胁。地方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诱因甚多,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现有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完善。文章以公民利益表达理论为视角,选取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四个典型案例,从公民利益表达的技术创新、保障机制创新、决策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等四个维度,对完善地方政府公民利益表达机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并从现有改革中的“内输入”问题、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问题、利益表达客体处理矛盾的公平性问题、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这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节利益分配的基本手段,必以公平或公正作为首要准则。当前,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缝隙"导致政策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有失公正。由政策不公给部分政策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本文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对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提出通过"无缝政策"实现社会稳定由反馈控制到前馈控制、由"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的转变。     

政府服务的便车与杠杆——从智猪博弈谈起

公共服务必然存在搭便车现象,政府服务是公共服务的一种,搭法律便车、搭制度便车、搭政策便车是其具体表现形式。政府服务的有偿性要求服务等价、讲究效率、限制便车,政府服务的公共性要求服务不等价、保证公平、提供便车。另外,政府服务是希缺的,必然涉及效率、公平问题。于是政府服务便车的矛盾就转化为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反过来效率与公平又成了调节政府服务的杠杆。效率调节政府服务以等价服务为导向,对社会产生激励;公平调节政府服务以不等价服务为导向,对社会产生约束。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就是经济与社会的和谐,也是政府服务便车的度与杠杆的支点。     

建立合乎国情的强政府和强社会管理模式

当前我国,尽管经济建设还是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但在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的大背景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防范机制

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结构的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群体性事件逐年上升。降低群体性事件的烈度,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措施如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政府坚持信息公开原则。     

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伦理反思

围观群众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从一定层面上看可以缓解和释放社会转型时期结构性张力给社会个体带来的压力。但必须要认识到,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反映了社会普遍性信任危机、不同阶层之间的道德冲突及相关的社会公德失范。从道德危机生成的角度看,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公带来的价值冲突、围观者道德理性的迷失以及基层政府政治伦理的缺失造成的。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消解机制包括:着力提升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伦理、围观者的责任伦理、基层政府的执政伦理和制度规范的他律伦理。     

重塑政府信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举措

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自力救济行为,其根源在于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式微。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重塑政府信任。应从有效治理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绩效;积极发展公民社会,增加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媒体角色入手,重塑政府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