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民众对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认同.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法理、绩效、民主以及情感方面积累了重要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其对建国后在全国执政及进一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构建

处于前民主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政治合法性危机突出表现在政治统治的效能性和正当性滞后于公民要求和时代发展,构建政治合法性成为政府在此阶段的重要任务。通过实证和规范分析,吸取整合相关理论,探讨了政治合法性构建的基本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法性回应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们党适应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而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我们党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命题,归根结底就是要回应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夯实并丰富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体来说,主要有三重维度,即制度合理性问题、社会焦点问题及发展的应然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分别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合法性回应的根本保障、现实基础及不竭动力。从根本上来说,要消解人治障碍,建设法治中国。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重大战略课题。综观国内外的历史,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其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建构中得到了考量。在新世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党不断深化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巩固和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困境及其化解

意识形态是执政的重要合法性资源。意识形态建设普遍面临着在如何保持其基本价值理论连续性的同时,又能对政治现实作出有力的解释。我们党通过脱离、吸纳、回避和创新等策略化解困境,使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和解释力不断增强。但这种困境在当前仍然存在,要进一步化解困境,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一元与多元、包容与批判、继承与创新、政治性与日常化等之间的关系。     

政党现代化与“三型”政党建设

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既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一脉相承,又顺应世界政党发展的现代化趋势。基本途径就是建设学习型政党,只有不断学习的政党,才能长久执政、提高适应性、加强凝聚力;本质要求就要建设服务型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角色、功能和合法性的现代化。根本动力是建设创新型政党,实现党建理念的更新、执政基础的扩大、执政方式的完善。     

论新时期陈云对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大贡献

执政合法性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重要危机.陈云为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云主要是从执政绩效、意识形态以及作风建设层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进行了切实的维护与重构,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有效执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论政党现代化视角下的党建新途径

推进党的现代化、加强党的建设,在政党现代化视角下提出党建的新途径是:根据客观环境及变化需要,健全组织体系、完善组织结构,调整政治关系及方针政策;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规章制度,发扬党内民主,扩大党内参与,真正做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党的改革,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党的适应性能力;坚持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其社会基础,不断拓宽其代表性。     

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态变化与培植党的合法性基础

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必然拥有民众对其价值、制度和政绩的高度认同。当前,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宏观政治生态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从各方面给党的合法性基础带来了诸多挑战。为应对挑战,中国共产党合乎逻辑的应从各方面培植其合法性基础:进行理论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进行体制创新,构筑“法定———理性”型权威;提高绩效张力效应,获得新的“特定支持”。     

中国政党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动员、努力、实现过程中,政党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将中国的政党现代化置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视野下考察,需要有三维的思考,即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实现需要执政党的现代化作保证,参政党的现代化作支援,多党合作法制化作为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的重要途径.     

公平正义与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重视公平正义是政党执政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要求.我党把实现公平正义作为自身的社会和历史责任,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党的执政基础带来影响.为此,必须加快发展、关注民生、健全制度、完善自身,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进一步实现.     

中国共产党政治能力与中国式现代化：政党中心主义的新发展

社会形态的变迁具有内在规律性,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不是机械的线性演变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是政党基于历史与现实联结而构建和选择的结果,明显地体现了“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特征。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以及理性与情感的互动中,形成了以“政治判断力、政治认知力、政治引领力、政治整合力与自我革命力”为主要内容的强大政党政治能力,实现了国家建构、制度建设,以及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有效地规避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国家失败、政府失效、市场无序和社会涣散的弊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能力是在总结党的政治优势经验和世界各国发展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范畴。     

政党现代化与“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

提出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自我调适与优化的结果,体现了政党现代化的现实诉求。推进"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要注重提高全党的思想认识和自觉性,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进一步改革和优化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推进制度和机制创新,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学习借鉴国外政党建设的有益做法和经验。     

党的执政合法性与社会矛盾调处

正确认识和积极处理社会矛盾是执政党必须履行的职责,是关系其执政合法性的重大问题.积极调处社会矛盾有利于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要素及其关系,有利于提高业绩认同、主体认同和价值认同.从当前我国社会矛盾调处的客体、主体以及工作机制等方面看,迫切需要加强社会矛盾的调处.积极调处社会矛盾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发展是基础,统筹兼顾是根本,关注民生是关键,建立健全的机制是保证,提高领导干部调处社会矛盾的意识和能力是重点.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与重构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使现实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体制的转轨、阶层的分化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原有的合法性资源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行依法执政是新时期维护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路径选择。     

十六大以来中共开发执政合法性资源探析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起点,积极进行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绩效合法性资源、法理型合法性资源的开发,进一步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三个代表":新世纪党执政合法性的生长点

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的正当性的接纳和认可,是现代政治系统存续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三个代表”思想是党面向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党的权威,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重塑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政治合法性不能一劳永逸地获得,必须不断累积、更新和重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合法性有着深厚的政治功绩基础、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制度基础、法理规范基础。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合法性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共产党十八大肩负着重塑合法性的历史任务。十八大后应该着力从改善民生、政治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反腐倡廉等途径入手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合法性。     

党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国防现代化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求,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推动了国防现代化的大力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了以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与争取外援为辅相结合、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坚持军民结合与平战结合、坚持发展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为重点的一整套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发展根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略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模式的转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模式的第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合法性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现合法性模式向民主法治主导型的第二次转型是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