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和解协议”制度分析——制度比较和构建的视角

行政诉讼和解的目的在于节省司法资源,尽快结束诉讼,这符合构建和谐诉讼的理念。和解协议在性质上既具有行政法上的性质,又具有诉讼法上的性质。经确认的和解协议具有与生效判决相同的效力。当和解协议存在瑕疵时,结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现状,通过再审来启动救济程序。     

民事执行和解问题研究

民事执行和解是指在民事执行过程中,执行权利人和执行义务人为顾及各种实际情况之需要,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的时间、条件、方法、范围等内容达成的协议。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执行和解可作不同的划分,各国或地区民事执行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也各不相同。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在性质上具有私法行为的性质,同时兼具诉讼行为的性质;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执行和解效力、救济程序等规定得不甚明了,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不便,因此,明确民事执行和解的适用范围、效力和救济程序十分必要。     

刑事和解协议效力探析

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和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往往是双方成功和解的标志。认真考察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对完善刑事和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刑事和解协议的生效要件包括协议要符合私法基本精神、受公法制约并且与刑事和解终极目标一致。根据刑事和解实践,在符合特定条件时,确认某些刑事和解协议无效或可变更,可有效保证刑事和解的公平和公正。     

公法契约的私法解读——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刑事和解协议是刑事和解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关键的结果,它记录并反映了刑罚权主体控制、被害人实现有限处分权和加害人刑罚轻缓化诉求三种因素之间的博弈.刑事和解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领域内的刑事契约;从效力上看,具有民事和刑事双向规制的特点.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处理是刑事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其中民事赔偿部分可定性为单务合同、刑事责任处理部分可理解为效力待定的双务合同,这一公法契约的效力可以运用私法契约的分析模式来解读.     

论如何构建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实践中的高撤诉率却从另一种意义上规避了这一法律规定。要更好地解决这种矛盾冲突,就需要在法律上设计一种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去弥补无依据的实践。从传统法律文化成因、传统理论的质疑、调解与和解的比较等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解决行政诉讼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而构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社会犯罪率激增,刑事案件逐年提升,重新犯罪率很高,被害人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严峻的社会形势对传统诉讼模式的运行方式和效率都提出了挑战,研究刑事和解制度对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新的刑事和解与民间存在的“私了”行为存在着差异,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与我国的国情民情相适应,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的进程相吻合,与传统的法律文化相符合。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比较研究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是指在证券执法过程中，证券监管机构通过与被监管者协商，就特定的被调查行为达成和解，以被监管者自愿的作为或不作为代替形式上的行政处罚，从而终结案件的一种执法机制。我国在立法层面确立证券执法和解制度需要解决好和解的适用条件、基本程序、和解内容和效力等问题。     

刑事和解协议法律效力的理论考察

刑事和解协议是刑事和解制度化路径中的关键点,因其具有契约和司法文书的双重属性,其要素和格式必须完备规范,其法律效力的来源和实现途径也具有不同于普通契约和司法文书的特点,其无效后的处理应区别情况慎重对待。     

问题与对策：“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和解协议的规制为视角

本文以对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对实践中存在的刑事和解适用标准不统一、适用率相对较低、适用程序不规范、和解方式单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介绍了针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刑事和解机构、刑事和解流程等进行的试点改革，并提出了对刑事和解进行规制的建议。     

构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原因与可行性探究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法律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然而审判实践中的大量案例却突破了该原则。行政诉讼原告、被告双方的和解导致原告撤诉,进而使行政诉讼案件终结的情况不在少数。针对行政诉讼的审判实践与国家法律规定不相符的现象,分析其原因,探究当今学术界为解决这种不相符而提出的对策——构...     

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路径

刑事和解制度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此项制度的推行对于提升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实现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同等保护,尽快恢复被侵害的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文章对制约和影响对刑事和解制度良效运行的因素进行剖析,指出应从司法程序和立法的构建方面予以完善。     

劳动争议处理中和解协议、调解协议的效力及功能问题研究

在终结劳动争议处理的方式中,协商、调解是容易被忽视的手段,其地位和作用并未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重视.除了协商、调解的制度设计本身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着诸多不切可行之处外,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法律、法规对协商、调解过程中所达成的协议的功能定位有误,给劳动争议的处理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和不便.因此,有必要通过对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过程中所达成的和解协议、调解协议的效力及其功能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肯定其在劳动争议处理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完善

执行和解制度是执行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涉及到执行权、执行和解的性质和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只对当事人有一定的效力但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在维持现行法律有关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前提下,主要应从加强执行风险告知和完善执行保全等方面对执行和解制度进行完善。     

论和解协议效力的司法确认

一般认为,和解与调解的分野在于有无第三方参与纠纷的解决,但事实上和解与调解是出于同一个基本原理,即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在纠纷解决的机制中,和解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调解、诉讼和仲裁都是在第三方参与下解决纠纷的方式,但是其中都蕴含着和解的契机。虽然从原理上讲和解似乎只是纠纷当事人之间直接交涉的结果,但是直接赋予其法律上独立的地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

如何界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 ,直接影响到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前景。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 ;人民调解协议的生效、无效和被撤销应适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人民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但也有例外情形     

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构建

商事调解在中国一直都有较高的接受度,我国亦具备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法律基础。但是,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程序、审查内容以及审查标准等方面看,已有机制同我国所签署的《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标准仍相去甚远。在公约已经生效的大背景下,要弥合现有差距,提升我国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影响力,急需推动商事调解法、调解员行为准则的制定,构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有效执行机制。     

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研究

刑事和解协议属于效力待定的公私兼合的契约形式,被害方和加害方享有缔约权和请求权,行使刑罚权的公权力主体享有提议、审查和监督权。该审查决定程序是刑事和解协议的生效要件,不但具有独立的程序意义,也具有实体法上的意义。对该协议的审查包括了对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审查。     

执行和解协议诉权的赋予与路径

从执行和解协议当拥有诉权的实现需求出发,分别从增强执行和解协议的权威性、增进和解纠纷解决的公正性以及增强执行程序效率性三方面入手,阐述赋予执行和解协议以独立诉权所具必要性.同时,围绕当前法律界就执行和解协议应否拥有诉权所持的两种观点进行充分剖析,并着力就否定性的观点进行评论,进而明晰执行和解协议当拥有独立诉权.在此基础上,分别就民事诉讼中所存在的三种诉的类型进行阐述,并揭示出当前把给付之诉赋之以执行和解之诉所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而提出将确认之诉与之配套的路径设计理念.最后,从提起该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角度,明确执行和解之诉的启动权当由申请执行人独自享有.     

人民法院主动参与执行和解研究——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是创新纠纷解决制度,执行和解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更好解决执行难问题,但是目前执行和解的法律规定似乎不尽合理。为了更好地适应执行需要,应当在对目前执行和解制度进行重构的同时,充分发挥法院的司法能动性。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已较为成熟。建议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增加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已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经济保障,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取向一致;刑事和解虽与现行司法模式存在冲突,但这种冲突可以通过立法化解。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遵循公平、自愿、被害人优先和不违背法律及社会公序良俗等原则,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作严格限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宜作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只能是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