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一体”的村民自治新模式探析

＂四位一体＂的村治新模式是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主体、村民委员会为执行主体、村务监事会为监督主体的新型村级治理组织构架。构建＂四位一体＂的村治新模式,有利于消除村民自治中的不和谐因素,化解村官信任危机,促进村治组织架构中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要理顺村治新模式中＂四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实现权力的相互平衡与制约,推进基层民主不断完善与发展。     

“四位一体”村民自治新模式探析

＂四位一体＂的村治新模式是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主体、村委会为执行主体、村务监事会为监督主体的新型村级治理组织构架。在这种新模式中,村党支部、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村务监事会这＂四驾马车＂并驾齐驱、协同治理,村级政治基本形成以党支部统管全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民     

论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难题在于“乡政”与“村治”的矛盾，实质是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多重博弈：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分析的新视角

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就是国家对农村进行整合和再组织的一种民主化治理方式,这种民主化治理集中体现为“乡政村治”模式,在这场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中,存在既得利益者和潜在收益者之间的利益争夺,这种利益争夺在现实中演化为不同利益主体和组织形态之间的多重博弈,即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博弈、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乡镇政府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本文以制度变迁作为分析框架,以博弈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深入探究各自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推导出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引导性对策。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及解决路径

查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遇到的问题较多，立法解释划分“村务”与“公务”，不符合查处案件的实际，导致出现案件管辖矛盾；立法解释未将村民小组长和村会计、出纳列为执行公务的主体，未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可成为渎职罪主体，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打击。为解决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应修改或者取消“2000立法解释”，无须划分“村务”与“公务”，否则，就应赋予检察机关以相对宽泛的机动侦查权，将村民小组长、村会计、出纳归入立法解释中所指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也可成为渎职罪的主体。     

乡政村治中的博弈:互动过程研究——对河南省汪村的个案剖析

乡政村治模式在运作中要受到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村级组织中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以及村委会与村民及村中其它组织的关系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博弈状况基本上决定了乡政村治模式的运作状况,决定了村治的状况。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缺憾与优化

优化“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简论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

“制度治村”和“能人治村”是当前村民自治中的基本形式,从社会发展来看,显然是前者优于后者。但是,制度治村需要不断创新,包括制度创新中的横向整合和纵向链接,以及村民素质特别是干部素质的不断提高。     

村治研究的发展轨迹、学术贡献与动力机制——基于1998—20O9年CSSCI检索论文的研究

村治研究是农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以“村民自治”、“乡村治理”为关键词（精确）检索1998--2009年CSSCI数据库可以得到840篇论文。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对这840篇论文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就可发现村治研究的论域已经从村民自治制度研究扩展到以乡村治理统筹农村政治社会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国家转到了村庄与国家相结合；村治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创造了一批对中国乡村社会有解释力的本土化概念，推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村治研究的发展动力是“乡土派”的引领和学术争鸣的推动。村治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表明：创建学术共同体、开展学术争鸣、关注中国问题有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直选群众满意的“当家人”——谷城县堰河村村级组织“一票制”直选的有益探索

襄樊市通过精心谋划、周密组织、规范操作，在谷城县堰河村举行了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一票制”直选试点，成功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村“两委”班子，达到了高参选率、高直投率、高票当选的目标，收到了“组织乐意、基层愿意、群众满意”的良好效果。整个选举工作中，该村坚持把充分发扬民主、尊重选民主体地位、保障群众权利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一是坚持全程公开透明，让村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二是在重大事项和关键环节上，让村民享有充分的表决权。三是成立专门机构，让村民享有充分的监督权。     

扎实推进“洁万家”活动

在新一轮“三万”活动中，华中科技大学坚持以村民为主体、政府为主导、工作组全程参与，驻点村孝昌县王店镇各村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广泛动员，营造活动氛围。工作组先后20多次到驻点村，采取召开座谈会、人户走访、悬挂横幅、发放《至村民朋友的一封信》等方式，积极宣传“浩万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富人治村”，新气象还是新困扰？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该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官”上任后，为村里出钱出力，带动村民致富。但也有人认为：富人治村。是为自己搭台。     

行政吸纳与村庄“政治”的塌陷——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困境与出路

从政治与行政的分析框架来看，“乡政村治”的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乡镇行政体系与村庄政治的并存格局。村民自治的运行困境主要来自于行政吸纳所导致的村庄政治的塌陷。重建村庄政治生活需要扩大村民自治的范围、重建乡村社区、强化村民各项公民权利。     

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法律定位及其完善

村民自治是农村管理体制的巨大变革，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但在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村党支部与村民自治机关的村委会之间往往出现不协调状况，它妨碍了村民自治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在村民自治在法规中如何准确定位、怎样处理好“两委”的关系，已成为当村民自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紧迫问题。     

走出村民自治中“两委”矛盾的困境

村民自治是转型时期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是发展基层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自发端至今，村民自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简称《村组法》)正式颁布以来，村民自治得到了明显的强化。但是在实践中，村民自治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作为村一级两个主要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即俗称的“两委”之间的矛盾日益凸出，并愈演愈烈，使村民自治陷入了一种困境。为此，如何走出村民自治中“两委矛盾的困境，以确保农村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各项农村政策的有效落实成为了党和国家十分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     

论乡政村治关系的失调问题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架构下的基本关系之一 ,在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改革中 ,乡政村治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失调。其主要表现是乡镇政府对村委会人事权、财产权的干涉和对村民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民主决策权的践踏。理顺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五措并举”加强村两委干部队伍建设

“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即村两委作为党和政府最基层的组织，肩负着传达党和政府的指示精神，倾听群众呼声，收集群众意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事的重任。     

村民自治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悖论分析

当前村民自治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国家宏观政策法规自身、政策法规与基层政府行为之间以及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三大矛盾,村民自治政策的实施正处于两难的悖论状态,如果国家宏观政策与相关体制不进行相应的调整,村治政策进一步深入下去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柳州市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的实践探索

柳州市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在全区率先探索建立了以“就业安置”为核心，以“启航工程”为载体，集“生理脱毒、身心康复、就业安置、融入社会”四位一体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新模式，最大限度地安置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柳州市从组织机构、戒毒经费、工作流程、工作职责等各方面进行规范，并结合实际，推动试点先行，全面推进了社区戒毒与社区康复工作。     

两峪村的“和事佬”

保康县两峪乡两峪村治调主任陈怀林．工作20多年来．处理各类纠纷800余起。由于他处事得当、调解圆满，村民们便把这位“十佳调解员”视为事事摆得平的“和事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