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及其效能转化

“中国之治”取得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本文从六个方面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即：“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制度创新的终极主体是人民群众;制度创新的效率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制度创新的奋斗目标是民族复兴。这一制度创新逻辑是“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成功“密钥”。其治理效能转化的路径为：厘定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率;加强治理评价,凸显“人民至上”的治理价值追求。     

浅谈电影《小城之春》的"初发芙蓉"之美

拍摄于1948年的国产影片《小城之春》是一部在那个时代堪称“另类”的作品：以一种极为独特的、个性化的视角来表现非常时期的民族伦理情感，从而完成了中国电影语言的风格化实验。这部诗意文人电影既没有复杂的情节，又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是一部平淡得“几乎无事”的电影，然而，这种平淡却令人回味与陶醉，浸透着浓郁的中国古典美学原则——“初发芙蓉”之美。     

浅论孔子"华夷之辨"的民族观

孔子民族观产生在春秋四夷交侵中国的时代,华夏族遭受空前的威胁,这使华夷之辨成为孔子民族观的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以礼乐教化、服饰、发型等方面。孔子在区分华夷时表现出以文化分而非血统区分的特点。孔子的这些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全面理解“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需要拓展观察视角,通过多重逻辑加以分析和阐释。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不断深化阶段和开启“中国之治”新篇章的新时代阶段。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之治”正向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迈进,它的最大逻辑在于党的领导,前提在于制度化建设,价值依归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的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中国之治”新篇章的开启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同时“中国之治”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初探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方向选择——社会主义 中国式的现代化，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坐标。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选择。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近代中国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后，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实现 民族独立和解放，中国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即使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这一个或那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社会主义是百年来近代中国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守正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在21世纪中国守正创新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正,创“人的现代化”之新;守“尊重自然”之正,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新;守“人是社会关系总和”之正,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之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现代化内在实质的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守“生产力”之正,创“新质生产力”之新;守“人的利益”之正,创“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之新;守“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群众观”之正,创“人民江山论”之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现代化发展动力的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守“世界历史理论范式”之正,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念”之新;守“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之正,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模式”之新;守“共产主义文明道路”之正,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之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守正创新。     

从"尊神"、"崇圣"到"科学"、"民主"--"冲击-反应论"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嬗变

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中占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它深刻地影响着该民族的社会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上从先行到落后,是与秦汉以来形成“尊神崇圣”、“帝王即圣”的文化精神密切相关的,它极大地压制了个人潜能的发挥与民族理性的觉醒,造成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鸦片战争后在西风的冲击下,中华民族才实现了从“尊神”、“崇圣”到“科学”、“民主”的转变,由此启动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现代化之问”的中国方案和全球文明倡议：政党的责任与担当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为突出，人类现代化正处于十字路口，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各种挑战。面对“现代化之问”,各国政党亟须作出思考和回答。正基于此，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明确提出“现代化之问”的中国方案，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阐明了政党对于推进人类现代化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责任担当。“现代化之问”的中国方案和全球文明倡议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宗旨理念和大党担当，“现代化之问”的中国方案为各国政党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提供全新选择，大大推动各国政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全球文明倡议从不同维度回答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要求，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注入强大正能量。     

“人的观念”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

“人的观念”的演变，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同频共振，为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进阶锻造了观念机理，也为审察和揭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规律特质提供了全新视角。社会存在为社会意识提供客观事实和理性真理的确证，社会意识为社会存在奠定观念上的合理性和解释力。“解除观念束缚、鼓励思想解放”是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不可少的先导环节，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观念变革，实现了观念转型和社会变革的耦合统一，使国家的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的现代化保持内在一致性，人的观念的推陈出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激活精神动力、奠定思想根基。     

日常交往之礼的嬗变——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新差序格局"

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转换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的日常生活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文章通过对传统中国社会中日常交往之礼的现代变迁的阐述，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有别于传统乡土社会特质的日常交往模式——“新差序格局”进行了再认识。     

梁漱溟的现代化困惑

梁漱溟一生行谊俱在于求人生、中国两大问题之解决。为了实现其儒家美妙人生,他反对现代化,而为了求得中国民族独立、富强,他又希望中国现代化,这种两难心境使他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构思矛盾重重。不过,他的现代化设想中也提出了不少超越式的反省,如把解除人们“精神迷失”作为现代化建设之前提,呼吁在实现现代化时要克服现代化对人生的负面影响;强调现代化与本国传统的内在联系性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西部大开发"的政治效应

“西部大开发”被称为中国改 革开放从“第一个大局”向 “第二个大局”迈进的历史转折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江泽民总书记1999年的“西安讲话”也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的上下篇。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点，不是在东部，而是在西部。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最终也有赖于西部地区的发展。选择“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讲到“西部大开发”，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产业结构的地区性转移、促进西部经济发展、拉动中国内需、为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等等。毋庸置疑，这些经济上的反应确实是“西部大开发…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失衡"现象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都认识到了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人们认识到只有经济发展了 ,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 ,中国才会强盛起来 ,人们才会过上好日子。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义利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圣贤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这在价值趋向上充分肯定了义重于利。这种传统的“重义轻利”的观念是以抑制个人的利益和欲望为代价来完善道德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 ,长期以来 ,人们谈利色变 ,人们合理的欲望和基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 ,在社会化的生…     

现代性的多元面向与中国道路的超越性逻辑

现代性是指各个民族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进行转变的社会历史过程,它缘起于西方,其基础性逻辑是“同一性”逻辑,具有“观念面向”、“工具面向”、“市场面向”等不同内容,马克思对于这种“同一性”逻辑及其不同面向进行了系统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崭新现代性的突出标识,它在三个层面实现了对西方“同一”现代性及其不同面向的根本超越。     

“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互洽融通的内在逻辑

“中国之制”规范“中国之治”,“中国之治”践行“中国之制”,实现了中国式“制”“治”互洽。其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本土内生、“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耦合共进、“中国之制”嵌入“中国之治”现实可行、“中国之制”提效“中国之治”自觉自信四个方面，彰显了“制”“治”生成合洽、关系契洽、运行协洽、转化融洽，为更好探究“制”“治”规避西方式乱象、实现在中国的互融互通给出解答。     

从李大钊“中华文明之问”到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探析

一百多年前,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中华文明之问”,期待国人做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发展,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蓬勃生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华文明之问”作出了新时代的庄严回答。     

从极端非理性走向理性之途--略论科学决策中的"反者道之动"

决策是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中之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反者道之动”有助于我们为决策问题找到一条理性之途。在“反者道之动”与“决策”的联系与操作化问题上,把两种相反的意见推向极端并进行尽可能的扩大,表面上是极端非理性的,但是在此基础上同时开展充分的辩论和评估,却是获取辩证理性从而得到科学决策的理性之途。“反者道之动”方法在复杂性科学背景下应当也有望得到进一步扩充和发展。     

论"国学"之作为"学"

“国学”就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就是渗透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学等具体学问之中的“有别于西方思维的中国思维”。它主要表现为:只讲“相关律名学”(correlation-logic),而不讲“主谓式句辞”(Subject-predicate proposition);只讲现象论,而不讲本体论(ontology);只讲符号论,而不讲实在论(realism);只讲“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而不讲“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只讲“大心论”,而不讲“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之类的任何“中心论”;只讲“职司主义”或“功能主义”,而不讲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等等。这是一整套有别于“西学”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有了这套独立的“思想体系”,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践行“三个认同”齐心共筑“中国梦”

中共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中共十八大报告“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以及“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再到“中国梦”发展定位，诠释的都是一个共同主题——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美国：“能源之星”计划促节能

“能源之星”是美国政府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商品节能标识体系，如今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符合节能标准的商品大都贴“能源之星”的标识。“能源之星”最早只是用于计算机等办公设备，后来逐步推广到家用电器。“能源之星”标识是颁发给产品耗电量比最低耗电量标准还要低的高效产品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采取的这种“能源之星”标识措施，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提高了消费者及厂商的能效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