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涉民利益冲突减少社会稳定风险——基于构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研究

阐述了构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背景、现状及意义,对实施稳定风险评估的主要领域、责任主体、运作机制、操作程序、运行保障以及评估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据此提出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及控制策略,旨在为党委政府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上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和决策手段,确保科学、民主、依法决策,预防和减少涉稳重大问题的发生,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群众受益"三赢".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致因与分类识别

我国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分类方法缺乏与风险识别、评价技术对应的可操作性,使得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工作难以精细化。从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三种致因出发,将风险因素分为程序性风险、认知性风险、摩擦性风险,基于三类风险因素构建风险指标体系,分别采用对照分析、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的方法识别各类风险,最后采用针对性的方法对三类风险进行评价的评估框架,能为精准识别重大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科学评价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等级提供方法指导。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视角下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困境及对策探析

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问题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人文问题。从科学主义视角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存在学科惯性并且容易被利益掣肘,风险归因理论和风险界定方法具有局限性,科学评估指标及评估模型具有刻板性,以及评估过程中专家与公众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陷入"信任危机"困境;从人文主义视角看,由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人性的自利性与脆弱性以及个体认知风险的差异性,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陷入"利益冲突"困境。为了有效克服双重困境,在评估主体层面,应重视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完善专家的责任追究制度;在评估方法层面,应以社会民意调查为基础,注重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在评估内容层面,应灵活运用评估指标,建立特殊化模型;在评估过程层面,应强调风险信息的双向流动,实现专家与公众的认知统一。以人为本,在人文主义基础上进行科学评估,以此提高公众对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的可接受性。     

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制度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改革开放以来“普遍受益期”向“利益调整期”的加速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再大变化,利益格局出现了重大调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一直坚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社会矛盾不可避免,维护社会稳定面临较大压力,建立和健全深圳市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西部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政府作出的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战略.影响和制约西部发展的因素众多,但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是西部广大地方政府能否有所为有所不为,主导当地的经济发展,为参与西部发展的经济主体和企业主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西部地区目前的社会现实是制度发育不够,发展平台滞后,地方政府能力欠缺.因此,地方政府着手全面的制度创新,必然成为西部发展中首先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     

我国地方政府决策中公民参与模型的改进和完善

公民参与作为一种民主实践有其内在的运作逻辑。阿恩斯坦等学者基于西方社会所提出的公民参与模型无法有效解释我国公民参与的现实困境。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问题的分层次研究方法提示我们,完整的公民参与模型应当包含两个层次,即操作机制及其制度背景,后者可以为公民参与的主体提供必要的约束与激励。立足我国相关实践,公民参与的修正模型可以较好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民参与的困境,并为我们促进公民参与制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综述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新生事物,在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流程和方法、评估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争议。现有研究建议从实际操作、体制机制和战略决策三个层面,进一步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的制度分析

行政性分权造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体制的不完善扭曲了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竞争意识.但在同时,由于激励机制的缺陷和约束机制的孱弱,导致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 ,降低了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进而提高了其制度安排的质量和效益。这种在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存量约束下的创新行为 ,存在着决策成本、规范成本以及风险成本 ,同时还会产生地区经济的发展、自身利益的强化和权力中心的认可三种收益。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实现制度创新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社会问责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对称的矛盾加剧: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生态指数递减;工业集成化发展,污染状况严重;政府管控经济热,管控环境冷。政府环境刚性治理严重缺失:行政问责缺乏力度、法律问责亟待规范和职务问责梗阻多。完善政府环境治理社会问责的机理和对策在于:严格规范问责主体、合理设计问责内容、改革创新问责方式和着力寻求问责效果。     

消极与积极:宏观调控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困境——基于制度分析的框架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地方政府逐渐与中央政府成为利益相对独立的主体,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诸如政绩考核体制和财政分权体制等,给了地方政府在紧缩性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与中央政策博弈的动机;而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惩戒力度明显不足,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博弈动机。本文认为,正是制度供给的不足导致了地方消极对待中央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赶超战略的历史任务尚未结束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行为进入了制度供给的困境。     

中部崛起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中部崛起对于实现国家区域均衡发展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其制度创新活动能有力地促进中部地区的发展。本文提出了中部崛起的若干现实问题,并具体指出了中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努力方向。     

区域协调发展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地方政府制度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既包括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对区域发展的积极作用,也包括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异化对区域发展的负面影响。促进区域发展以及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需要规范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思路:即从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目的在于提升地方政府的效能,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上看,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要有助于协调好地方政府间关系,有助于区域经济整体的发展。     

社会建设与地方政府治理改革

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不仅是政府自身结构与功能的优化调整,还是国家逐步还权于社会一个自主意义的社会成长的过程,更是转型时期现代社会建设对合法政府与有效政府强烈需求的必然反映。社会建设既为中国政府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外在刺激性力量,也对政府角色定位、权能发挥提出了最为现实和迫切的要求,能否有效推进社会建设直接关系着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的进程与成败。现代民主的基本理念和规则赋予了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开展社会建设、服务社会必须满足社会的民主的本质要求。在本质上,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过程是社会民主形态构建和发展的过程,推进社会民主,构建社会的民主生活,成为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基本使命,而充分促进和保障社会的独立和自主,确保政府服务社会职能的发挥与社会自主性的发挥有机结合,这既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行动逻辑。     

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地方政府制度供给机制的变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机制上由效率主义向正义内核转变,由政府主导的单一主体向以政府为主的多元主体转变,由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向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转变,由非制度化、非规范化的制度供给方式向制度化、规范化的供给方式转变。这些变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在中央政府积极引导下,努力克服原有意识形态的惯性影响及路径依赖作用,减轻预期成本的约束,增强民间制度需求的实现供给能力。     

风险社会中政府的安全责任及其制度保障

处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传统风险和现代风险的双重威胁,多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公共安全受到严峻挑战,这凸显了政府的安全责任。政府的安全责任主要体现在安全决策和执行到位,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发展,对全社会进行安全监管以及积极搞好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等方面。实现政府的安全责任、有效保障公共安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这包括打造安全政府和提升政府能力,从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层面上重视和解决安全问题,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安全监管体制和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实行安全责任制和安全问责制,建立安全财政与安全基金制度,健全和完善安全管理法制等等。     

国家权力网络结构视域下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差异与优化研究

我国各地区为更好实现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在进行制度创新,但制度创新却存在区域性差异,包括数量差异、内容差异、时间差异和效果差异,存在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网络结构中的横向权力配置与纵向权力配置导致各地制度创新的各类差异。虽然适度差异可以促进各地的创新竞争,但差异过度放大后,区域发展不平衡、地方本位主义、无序竞争等问题不可避免。应通过强化市场经济意识、界定国家权力范围、加快引入社会化因素、促进央地互赖化等措施来优化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合理控制差异,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