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同酬原则的语境和困境

域外经验显示，“同工同酬”原则源于反歧视运动，同时也是从反歧视语境中获得进路的。然而，我国曾经尝试抛开反歧视这一源语境来独立推行同工同酬原则，却因为缺乏可操作性而收效甚微。结合本土法律资源和域外经验，让同工同酬原则回归反歧视语境正是现阶段我国劳动法落实分配公平的主要进路，只有利用好反歧视法律工具方能真正实现“同工同酬”。     

同工同酬原则的困惑与反思

同工同酬是现代劳动生活领域里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承载着捍卫平等、反对歧视的价值理念。尽管同工同酬原则公理性昭然,并广为现代立法所确立,但其操作性和适用性却不尽理想。同工同酬作为法律原则,具有劳动基准的属性,与按劳分配原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贯彻同工同酬原则需要努力消解诸多困惑,也应在本体和前提两个层面上进行检讨和反思。同工同酬原则因其理念的正当性而不容置疑,但其充分实现所需求的社会条件和制度文明也较高,在一个不尽理想的社会环境下,其感召意义远远大于规范意义。贯彻同工同酬原则应该凸显宏观层面(报酬率的订定与适用)上的含义摄定及其追求。尽管如此,努力探索消解困惑之途径,寻求推进适用之出路,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理性人标准在知识产权法中的规范性适用

商标法中的“相关公众”、专利法中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及版权法实践中的“普通观察者或听众”等拟制人格与传统法律上的“理性人”概念在构成和功能上无实质性差异,在学理和实践中经常被视为知识产权法语境下之“理性人”。分散于知识产权法不同领域中的理性人标准具有极多共性成分,“公因式”的提取可以为其适用提供更为简便和协调的路径。理性人标准适用于客体适格性确定、侵权判定及权利解释等知识产权法领域。在对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进行拟制时,应考虑所属群体范围、认知水平及时间选择等要素。知识产权政策目标定位和围绕着知识产品的“物化”环境两个因素影响着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的确定。实际判断者与理性人之间认知偏差的矫正以及理性人标准的类型化是解决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客观化”障碍的主要路径。     

劳动法中的人——兼论“劳动者”原型的选择对劳动立法实施的影响

《劳动法》采用了"劳动者"的概念,但并没有对"劳动者"的具体涵义作出解释。学界通常依照从属关系理论,将"劳动者"解释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工资劳动者。但是,如果联系立法时的语境来分析"劳动者"的权利体系,我们可以发现,《劳动法》中"劳动者"的真正原型是国有企业职工。"劳动者"原型的选择决定了我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并且制约着劳动立法的实施效果。直到《劳动合同法》颁布,"劳动者"才开始具有农民工的某些特征。我国应当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出发,以从属关系理论为指导,科学合理地确定"劳动者"的认定标准,并相应地对目前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进行完善。     

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

不同领域的“平衡”范畴有不同的涵义，行政法的“平衡”范畴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状态和方法。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之间形成的兼容非对等性的权利抗衡状态，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平衡同时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一种方法，在行政法的立法，解释及适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平衡论是有关行政法本质的理论体系，由最基本的理论主张和一系列关于行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的观点组成。     

法无明文,何以治罪

对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得定罪处刑,这是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中确立的一条基本原则.法律"明文规定",它既是刑事司法介入的前提,也是行使司法权的"底线".在现代民主社会,刑事处罚的依据并不是可能带来多元化解释的某种政治需要或伦理概念(这通常表现为一般公众舆论上的所谓"严重危害"、"应当处罚"等),而是已经被刑法明文确定的那一小部分特定的犯罪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只能处罚"典型"的、在法律用语的逻辑涵义中已经包含而不会引起广泛争议的犯罪行为,不能进行类比适用,不能通过任意解释去扩大刑事司法权的范围.     

网络犯罪的发展轨迹与刑法分则的转型路径

网络犯罪的发展轨迹可分为3个阶段,相对于网络犯罪的代际演变,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较为滞后。我国刑法分则的条文体系在信息时代要适用于网络空间,需要特别关注多发犯罪条文表述中的"关键词"并结合网络在网络犯罪中的地位演变这一时代背景作扩大解释。从整体上讲,解释关键词的重点要从关注"技术性"关键词向关注"规范性"关键词转变。未来的解释需要充分利用3种解释机制,同时要敢于拓展解释的领域和视野,通过扩大解释我国刑法分则章节名称中的"关键词"、罪名体系中的"通用词"等非条文性关键词的含义,充分增强我国刑法在信息时代的生命力和适用的可能性。     

“法理学”及相关用语辨析

"法理学"及其相关的学名,如"法哲学"、"法律科学"、"法律理论",在西方法学中的产生、运用情况,其各自的含义、具体用法及相互关系,有着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这些概念被移植并用于中国语境下,在用法上就形成一种较为复杂的局面。法理学及相关用语在我国名称上的演变,实际上也显示出法学思想观念上的变迁。法理学及相关用语在我国名称上的混乱显示,百余年来的汉语法学对那些植入的出自不同传统的法学基本概念未能充分消化,法理学这门学问在我国依然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尚需重新进行深刻的学理反思。     

论宪法解释在宪法适用中的作用

宪法解释,是指对于宪法条文的涵义、内容、界限以及立宪时的意图所作的确切说明。按照解释的主体和效力的不同,可分为有权解释和学理解释。前者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基于宪法赋予的职权而作的解释。这种解释具有和宪法同等的法律效力。本文中所说的的宪法解释,就属有权解释。后者由学术团体或者学者所作的解释,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适用宪法时的依据。而宪法解释在宪法的适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宪法解释通过说明宪法条文的涵义,帮助人民群众正确统一地理解宪法,从而自觉地遵守宪法。我国1982年宪法草案颁布时,有人曾对第一条关于国家性质的规定产生了误解,认为它没有写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只规定了“以工农联盟为基     

论法官法律解释权的建构

法律解释是重要的法律方法之一,是对法律规范的涵义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等所作的说明,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必要手段和步骤,是司法过程的题中应有之意。不同于英美法系的法官一般拥有完整的法律解释权,我国目前法律解释体制是混乱的,其法律解释主体多元的特点与实际的司法实践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本文试图从制度上统一规范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具备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这一角度谈谈个人浅见。     

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

意思表示的解释不但是民法理论问题,也是法律适用的问题。其理论经历了"意思说"和"表示说"到"效力说"的发展,在法律适用上现代民法主要采"自然解释"、"规范解释"和"(合同)的补充解释"法。"自然解释"实践中主要适用于遗嘱的解释和"误言无害真意"解释规则中;"规范解释"法则主要适用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和向不特定多数人做出的意思表示,而"补充解释"则用于填补合同的漏洞。另一方面,"自然解释法"和"规范解释法"的适用领域不能严格区分,应当互为补充。     

前诉裁判对后诉的影响——《民诉法解释》第93 条和第247 条解析

《民诉法解释》第93 条的规定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 条。其中相关条项下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具有的所谓“预决效力”,在学理上与既判力的概念及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与此相应,《民诉法解释》第247 条有关“裁判生效后”禁止重复起诉的规定则应视为直接以既判力作为基础的程序规范。本文将第247 条与第93 条的解释相结合,梳理了既判力和预决效力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司法实践这一特定语境下的内容、相互间的关联及区别,并依据前后诉的主客体及时间范围是否一致等因素考察前诉可能对后诉发生的法律效果,在解释论上构成了一个可资对相关程序规范进行理解和适用的概念整理框架。     

浅谈农民的主体性

本文对＂主体＂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给予涵义解释,以及人的主体性的特点阐述,以认识论意义扩展上的主体涵义为理论指导,来探讨＂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并对其作出初步的概念规定,以及我国农民主体性的实践体现。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传来证据

一、传来证据的概念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者,对传来证据涵义的理解基本上是相同的,都肯定(1)认定某一证据是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其根据是看其在来源上与案件事实的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2)传来证据在来源上与案件事实没有直接关系,是经过中间环节辗转而来的证据,(3)中间环节就是原始证据。但是,在对传来证据之涵义的表述上,学者们的意见却不一致。     

概念与事实的交错：诠释犯罪概念多义性的另一种视角

概念与事实在表象层面上属于主观与客观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而这似乎并非概念与事实之间关系的真相,概念与事实之间确切地说属于一种"概念抽象事实、事实型塑概念"的互动交错关系。犯罪概念多义性的在语言学基础层面的内在机理,也是决定刑法解释的对象为事实与规范的互动关系的深层次原因。只有在事实与规范的穿梭往返中,规范的真正涵义才会浮出水面,规范以及组成规范的概念才有可能在事实的牵引下获得灵活性和解释弹性。     

如何在现代语境中认识传统中国法——对寺田浩明“非规则型法”概念的思考

容易"概念错置",是在现代语境中研究传统中国法的先天障碍。日本学者寺田浩明以西方法为标准,提出"非规则型法"概念以重新认识传统中国法。本文对此新概念进行评述,并思考如何在现代语境中用传统中国法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     

论涉外遗嘱法律适用制度的发展趋势——兼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2、33条的解释与完善

在遗嘱的法律适用制度领域存在两大趋势:一是在体例结构上采用继承与遗嘱分立模式下的"遗嘱"体例;二是在同一制与区别制的应用上采用同一制。《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章采用法定继承与遗嘱分立的体例结构,在实践中将导致遗嘱法律适用制度结构残缺。在处理遗嘱方式法律适用时,该法采纳了同一制,但弃用了1961年《海牙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公约》中的"住所"和涉及不动产时的"不动产所在地"连接点,弱化了公约在遗嘱方式上倡导的尽量使遗嘱方式有效原则。此外,该法第33条"遗嘱效力"概念语义含糊,必然给法院的审判活动带来困扰。鉴此,我国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就相关法条做合理解释,并在必要时对相关制度予以修订。     

“古残骸”概念及范围之研究

古残骸打捞在残骸打捞清除领域具有特殊性,因此古残骸打捞经常与普通残骸打捞适用不同的法律,故而明确"古残骸"的概念和范围有利于明确残骸打捞的法律适用。本文将参考国际公约、国外立法对"古残骸"的定义,审视我国立法相关定义,指出其不足并给出建议。     

版权冲突规则的发展——从Itar—Tass俄罗斯新闻案谈起

版权的地域性特征是历史形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经贸交流的日益频繁,各国渐渐突破了版权地域性的限制,承认了版权的域外效力,使得在版权领域的冲突规则得以发展.一些国家将<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的有关规定扩展解释为冲突规则,从而发展了"被要求保护国法"规则;另一些国家否认这一解释,发展了"来源地法"规则,或者在版权领域适用了普通法上的冲突规则,Itar-Tass俄罗斯新闻案即是一例.同时,面对互联网上侵权的挑战,一些学者提出了"单一法"的概念以及一些具体的冲突规则的设想.我国在版权冲突规则方面还缺乏有关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的定性——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8条

定性是国际私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虽然对定性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但由于各国学者对于定性的对象、范围以及定性冲突有着不同的认识,实践中很容易造成法官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认识上的困难。从法学方法论意义讲,涉外民事裁判中定性的本质在于将案件事实与不同国家实体法进行比对的过程,其间贯穿着冲突规范连结点的解释以及相关国家法律对同一事实评价的利益衡量。就我国立法中有关定性问题的解释而言,法院地法应在国际私法语境下作广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