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证据制度的修改对公安侦查取证的影响

新刑诉法对证据制度作出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必须根据新证据制度的要求作出调整,严格规范侦查办案的每一个环节,迎接挑战,抓住机遇,更新执法观念,提升执法技能和水平,依法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在打击、控制犯罪的同时,将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新刑诉法视角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问题分析

侦查措施是证据收集的重要保障,其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息息相关,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侦查策略的限度。至此,为确保新形势下我国刑事侦查具有高度的正当性,则准确界定侦查策略和非法取证,恰当区分何为侦查策略,何为非法取证,不仅有助于侦查策略限度的把握,也为侦查策略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浅论侦查取证的法律规则

正确地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关键之一是证据的应用,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则是诉讼证据的重要来源和基础。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必须以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方能保证刑事诉讼证据的完备和有效。     

关于引导侦查取证若干问题的探讨

引导侦查取证作为近年来检察机关开展制度创新、推进检察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成为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热点。目前,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开展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在对引导侦查取证的理论基础和功能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引导侦查取证程序的见解。     

对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犯罪的侦查取证问题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网络普及程度的提高，网络诈骗犯罪亦日趋严重。网络的开放性、不确定性、虚拟性等特点使网络诈骗犯罪的证据更加复杂多变、网络诈骗犯罪的取证更加困难。面对诸多严峻的取证难的现状，在分析其原因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解决网络诈骗犯罪取证难的办法和建议，以期突破网络诈骗案件取证的难题，从而有效地遏制网络诈骗犯罪。     

论侦查策略与欺骗取证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分子的诡计多端,往往会使得案件陷入停滞不前的地步,在面对复杂案件时,寻常的侦查流程往往会错过许多重要证据和信息,因此侦查人员通常会采取一些侦查策略,和犯罪分子拼计谋,比智力,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揭露犯罪事实,揭露犯罪行为的侦查效果.然而对于取证过程的具体措施和其是否合法性一直都是备受公众关注和争议的...     

职务犯罪侦查中的电子数据取证研究

科技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计算机、智能移动电话、移动存储器等电子设备成为工作、生活中的常备品,这些产品装载了使用人的大量电子数据,成为传递信息、记录事实的重要载体,是职务犯罪侦查中重要的线索及证据来源。本文从电子数据的概念、电子数据取证的对象、电子数据取证的方式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解答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取证是什么,能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为自侦部门在侦查中如何应用电子数据取证提供一定的帮助。     

从公诉角度谈侦查取证

证据是案件定性以及裁量的唯一依据。在一起案件中，证据产生的起始点是在公安机关对案件的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取得的证据也是一起刑事案件中最主要的证据来源，可以说是一切后续法律活动的基础。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刍议

在现代刑事侦查过程中,运用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侦查模式有利于保障人权、实现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检察机关公诉的风险性和指控犯罪的难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一大趋势。本文通过对公诉引导取证的价值、理论基础、必要性的系统分析,提出了公诉引导侦查的几点实现路径的理性选择。     

侦查取证的监督机制研究——以北京市A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2006—2010年期间法定不诉和存疑不诉的案件为样本

证据是链接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纽带,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与证据息息相关.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经常出现取证“瑕疵”而导致案件证据无法认定,进而影响案件的有效处理.基于各种原因所限,检察机关对侦查取证的监督经常成为检察机关日常办案的“附属品”.为此,我们对取证“瑕疵”的种种样态进行实证分析,剖析监督侦查取证的困难所在,并且结合当前检察工作,从机制层面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监督关系进行建构分析.     

侦查取证的监督机制研究——以北京市 " 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2006-2010年期间法定不诉和存疑不诉的案件为样本

证据是链接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纽带,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与证据息息相关。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经常出现取证"瑕疵"而导致案件证据无法认定,进而影响案件的有效处理。基于各种原因所限,检察机关对侦查取证的监督经常成为检察机关日常办案的"附属品"。为此,我们对取证"瑕疵"的种种样态进行实证分析,剖析监督侦查取证的困难所在,并且结合当前检察工作,从机制层面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监督关系进行建构分析。     

浅谈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

近几年来,关于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的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一直是个热点话题。实践中,各级检察机关也都在积极地开展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随着检察改革不断向深层次发展,工作水平不断向高层次提升,要想有效达到司法公正、廉洁、高效的目标,检察机关必须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要想更有     

论辩护取证与侦查取证的关系

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构成了刑事调查的二元结构。在其相互制约中,可最大程度地接近案件事实。在研究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与辩护律师相应权利的基础上,探讨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所具有的调查取证权利。律师还不能向警方申请阅卷,也不能在会见在押嫌疑人时向其核实证据;但在会见中,他们拥有不被监听的特权。而且,辩护律师有以"见证人"身份监督强制取证措施的权利。在监督侦查活动中,他们可以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取证权,一般是外部调查取证权。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具有权属不同、手段多少不同、活动范围不同、活动的方向不同等特点,其体现的是控辩双方的法律制约与平衡。     

论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

情节在案件事实与证据之间起到很好的中介作用,狭义的量刑情节证据是反映犯罪人主观恶性程度和犯罪行为前后情况的事实材料。廓清行为事实与行为人因素基本界线,对侦查取证工作及后续的诉讼活动均有实践指导意义。侦查取证应当遵循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全面、主动取证、自由证明的基本规则。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工作思路:在取证渠道上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展开;在取证内容上相对精细化;在取证方法上注意引导案件当事人与法律合作;在侦查终结阶段重视量刑情节证据的移送工作;在起诉审判阶段积极配合公诉机关补充量刑情节证据,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与司法部门的常规沟通机制。     

论侦查中的非法取证及其防治

侦查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广泛存在,主要表现为刑讯逼供和欺骗、引诱、威胁等方法收集言词证据。究其原因,在于侦查取证主体法治观念淡薄,办案水平不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够完善,侦查监督不力以及传统诉讼理念的影响等问题。防治非法取证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程序正义。防治非法取证应从提升侦查取证主体素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等方面进行着手。     

浅谈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取证工作

证据问题是刑事案件侦查和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文章针对职务犯罪侦查取证的特点,就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法,以求推动职务犯罪取证工作的科学发展。     

浅析侦查取证中的欺骗与引诱

一、侦查取证中欺骗与引诱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按照龙宗智教授对侦查活动的划分，可分为回应型侦查与主动型侦查两种类型。前者是对犯罪的回应，即先有犯罪行为，后有侦查工作，这是犯罪侦查的主要方式；后者是针对正在进行或者将要实施的犯罪，采用监控以及诱导的方式进行的侦查活动，是犯罪侦查的特殊方式。在回应型侦查中，犯罪行为已经发生，欺骗与引诱以犯罪嫌疑人为对象，主要在讯问过程中实施。在主动型侦查中，带有欺骗与引诱性质的活动主要有两种，即诱惑侦查与卧底侦查。     

浅析新刑诉法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侦查应对措施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规则》在非法证据排除、辩护制度、强制措施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虽然在保障人权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也给一线的职务犯罪侦查套上了诸多枷锁,以往卓有成效的侦查手段和谋略在如今的层层规制下也已举步维艰。要使职务犯罪侦查适应修改后两法的要求,就必须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创新侦查模式、规范执法流程,增强职务犯罪侦查的预见性、客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确保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有序展开。     

刑事案件侦查中非法取证的预防和控制研究

目前,在我国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非法取证问题日益凸显,五部委在2010年5月31日出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其中通过规定非法证据的无证明能力来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于具有事后性,对被取证人权益造成的侵害难以及时有效地补救.因此,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还应当构建一套非法取证的事前防范过程.这样才能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配套,构建一套完备的非法证据遏制体系.本文拟通过对刑事案件侦查中预防控制非法取证的重要性、非法取证预防和控制工作实施的现状以及对预防控制非法取证体系的构想等相关问题的探讨,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希望能对公安侦查部门在以后的刑事案件侦查中有所裨益.     

论讯问技巧在侦查取证中的运用

侦查取证中的讯问技巧,是指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促使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所采取的诸多讯问策略和方法的总称。侦查人员“初讯”犯罪嫌疑人时,正确运用讯问技巧,对突破案件,固定证据,扩大线索等侦查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