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

日本反垄断法在过去的60年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现在,反垄断法越来越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被称为是经济法中的基本法.日本反垄断法在实施中体现了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对立和统一,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追求两者的协调发展是日本反垄断当局和部门主管机关的共同执法目标.我国刚刚颁布实施的反垄断法也将追求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发展作为指导原则,分析研究日本反垄断法的实施经验对于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看中国《反垄断法》出台后的三大难题

反垄断法已成为世界各国维护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基石。目前，全世界已有90多个国家颁布和实施了反垄断法。发展中国家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陆续颁布竞争法，这些国家主要有：赞比亚1994年《竞争和公平交易法》、巴西1994年《关于保护竞争制度的第8884号联邦法》、津巴布韦1996年《竞争法》、南非2000年《保持和促进竞争法》、印度2002年《竞争法》；同一时期的还有肯尼亚《限制性贸易惯例、垄断和贸易管制法》、墨西哥《联邦经济竞争法》、蒙古《禁止不公平竞争法》、斯里兰卡《公平交易委员会法》、委内瑞拉《促进和保护自由竞争法》、     

《反垄断法》不影响企业做大做强

将于2008年8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在企业合并问题上以"经营者集中"为专章,对企业的合并行为作了全面的规定.……     

反垄断司法的几个问题

一、法院在反垄断法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中,法院都居于核心地位。反垄断机构通常只是承担调查取证工作,而法院则通过行使终局裁决权特別是处罚权发挥其在反垄断法实施中的作用。如美国司法部在完成对垄断企业的调查后,认为违反反垄断法律的,则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但同时也有与调查对象达成和解的权利。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行使对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罚权。竞争与消费者     

美国、日本反垄断法实施机构探析

美国是举世公认的反垄断法之发源地,其法律制度曾被很多国家作为立法借鉴。日本的反垄断法正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动下制定完成的。两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法律文化传统创设出了不同的反垄断法制度。本文分析介绍了以上两个国家反垄断法实施机构的设置、权限等情况,以求对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机构的运作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利剑出鞘“反垄断”——“软件上帝”统治下的“邪恶帝国”

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反垄断法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美国，它被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在德国更是被尊为“经济宪法”，在日本则是“经济法的核心”，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就颁布了《谢尔曼法》，继美国之后，日本，德国等都相继出台了类似的反垄断法。     

日本关于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及其借鉴意义

以维护竞争自由公平和经济活力为己任的反垄断法在日本通常被称为禁止垄断法。日本《垄断禁止法》制定于1947年,后来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进行了多次修改。该法在协调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方面,一开始就设有专门的条款,其第23条规定:“本法规定,不适用于被认为是行使著作权法、     

精彩发言

黄勇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表面上看,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都直接涉及创新的问题,但是深层次上看,其涉及到的是各方利益的平衡问题,即如何在保护创新和竞争的过程中平衡各方利益的问题。例如,在复杂的标准专利问题中,尤其在涉及SEP的问题上,某一企业在实施专利许可时可能是强势的,但是在被许可时,该企业又是弱势的。所谓的弱者,就是处于下游和被许可方的位置。     

反垄断法唯效率论质疑

反垄断法经常被称为"经济宪法",但是现代主流理论认为反垄断法的主要甚至唯一目的是效率,使其沦落为效率促进法。唯效率论导致现代反垄断法充斥着各种悖论,影响了人们对于反垄断法本质的把握,限制了反垄断法处理我国特殊国情问题的功能。唯效率论还存在着大量论证手法上的错误,包括非此即彼的逻辑错误、混淆立法目的与个案判断标准等。而积极研究价值平衡理论是走出这一泥潭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从反垄断法入手积极发展平衡理论,这不但有助于解决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之争,也有助于为未来的司法实践积累经验。     

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评介

日本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日本公正贸易委员会在反垄断立法方面、在市场经济竞争政策的制定方面、在制止市场垄断行为方面、在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其组织与职能 ,对我国竞争法的执行和即将出台的反垄断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