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之国际法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对克里米亚危机的反应,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单边经济制裁。单边经济制裁无论是作为反措施还是作为经济强制,都不为国际法所禁止,所以美国此次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不违反国际法,并起到了一定功效。以美国对俄罗斯的单边经济制裁为启示,我国应反思单边经济制裁在我国运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选择正确的立法价值取向,制定相应的国内法,使之步入法制化轨道。     

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法理检视及应对

单边经济制裁具有单方性、目标性、强制性、多样性的特点。WTO对单边经济制裁的实施采取了限制的态度,但依然无法阻止一些成员依据其法律制度对他国或地区实施单边经济制裁。近年来,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启动调查并实施了相应的单边经济制裁举措,这些措施违反了WTO规则,背离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精神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中国政府采取的适当反制措施契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符合WTO规则,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制美国单边主义的合法选择。     

合法性、民主性与受制性:司法改革应当关注的三个“关键词”

当前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应当重视三个配套问题,即改革的合法性、司法行政管理的民主性以及权力运作的受制性。省级人财物统管体制的改革不仅面临着与我国《宪法》、基本法律等规定的冲突,而且也有可能出现司法行政化弊端,解决前者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修改《宪法》等法律,解决后者则需要严格区分司法行政事务与司法事务,提倡司法行政的民主化。同时,也应当建立针对司法官独立后的权力制约机制,主要表现为组建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确立法官检察官办案责任终身制和设定符合司法规律的责任追究机制。     

论司法裁判的合法性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是司法裁判权运作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为司法裁判活动提供了正当性理由。现代法治理论中有关司法裁判合法性问题的理论存在不足之处。对人们司法裁判合法性信仰的最大威胁来自司法专横和腐败。     

管辖权竞争与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合法性建构

通过对乡村司法现状的田野考察发现,乡村社会依然存在着司法形态多元化特点。然而,多元化并不必然带来乡村司法的有序化。究其原因,不同的司法形态在管辖权问题上存在着隐性的竞争关系。因为这种竞争关系的存在,乡村司法资源供给错综复杂,乡村司法结构混乱,这些情况都不利于乡村司法的合法性建构和乡村秩序的重建。研究表明:乡村司法的合法性建构不仅仅只是国家权力和符号权力的建构,更应该是一种具体实践意义上的合法性建构。这种合法性建构要求以多元司法知识为基础,以行动者需求为导向,通过非正式司法的伦理重建和正式司法的权限界定来实现乡村司法资源供给的合理配置,并使民众能够更好地接近司法。     

论富勒“合法性原则”的道德性与制度化

在上个世纪中叶进行的理论交锋中,富勒与哈特针对"合法性原则"的性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哈特认为"合法性原则"是功效原则,富勒坚持认为"合法性原则"是道德原则。富勒对"合法性原则"道德性质的确定和制度化安排,展现了其作为法学家的人文情怀和实践精神。     

司法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基于哈贝马斯的研究

司法的合法性问题在于:一种法律的适用,如何既具有内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在论证,从而同时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正确性。当代西方的典型理论包括法律诠释学、法律现实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相对而言,德沃金的整体性司法提出了更为有效的方法,但由于其缺乏对话层面的考虑,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独白化的困境。为此,哈贝马斯将商谈理论引入司法以解决司法判决的合法性问题,从而提出了商谈式司法的理念。就我国而言,与能动司法相比,商谈式司法具有更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我国“能动司法”的含义与限定——与“司法能动主义”的比较辨析

我国的"能动司法"自2009年被大力倡导以来,一直与来自西方英美法系语境的"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之间存在着歧义认知和指陈错位的纠葛。两者在知识和语言上存在一定联系,部分理念也有重合,但本质(基本内涵与核心价值诉求)上却有泾渭分明的区别。两者在语词使用过程中的关系,具有分析哲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特征——两个词存在着部分重叠和交叉的相似性,但仅是相似性而绝非共同性。当下"能动司法"的核心含义,就是利用一切合法资源和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的效能。能动司法的研讨和实践,必须加上"中国语境"和"以法律效果为基础"两个前提限定。     

联合国经济制裁的“人道主义例外”法律机制初探

联合国经济制裁常常给被制裁国的平民带来人道主义影响。为了使这种人道主义影响降至最低点 ,联合国不得不同时实施人道主义例外法律机制。由于缺乏成文法规定 ,实施人道主义例外措施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包括 :人道主义例外机制的法律基础、类型、范围和审批机制等等。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兼论法官的法治思维之塑造

法官在国家法治建设中承担更多责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法官的思维关系到司法案件能否公正裁决,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背景下,重视法治思维、尊重法律规律是法官思维培养的必然趋势。法官的思维选择包含合法性与正当性,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既要重视法律效果,又要兼顾社会效果。在现实背景下,法官应当克服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增强对于法律的规范、逻辑的遵守。     

论法的合法性来源——兼论法院的司法审查制度

法的合法性问题是法学科中一个本源性问题，其学术指向在于探究法的终极本源。法的合法性是法之所以为法的内在根据，是法之所以被遵守的原因，是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基础与前提。法的合法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与法律实践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     

对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再认识——兼论司法审查范围的扩大

合法性审查原则在行政审判中起着指导作用,然而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要遵守、贯彻这一原则,就存在精细化的问题。首先,是"法"的外延,合法性审查的前提是完备的法律规范,当法律法规出现真空时,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惯例作为行为依据,是否对司法权有拘束力,对之合法性审查是司法权不能回避的现实。其次,法官贯彻合法性审查原则时,既要监督行政行为,又要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关键在于合法性与适当性的界限上,如何认定行政裁量权的范围,应包括法规裁量和幅度裁量。     

深化合法性分析技术：迈向“整体合法性”理念的探索

形式合法性不足以单独承当合法性分析的整个重量,需要与实质合法性结合而进行完整的合法性判断。形式合法性要求实质上是一种带有一定弹性的语义约束,在语义偏离处需要借助实质合法性来补足整体合法性水平,这种互动关系可以适用＂语义偏离——价值风险偏离＂的总体原则性要求。而在形式合法性框架以外,尚有一些借助较强烈的实质合法性要求超越形式合法性约束的情形,需要我们加以辨识、整合和控制。最后,当前合法性实践的复杂性要求我们适度简化合法性类型并建立合适的梯度构成。     

论修复性司法

与传统刑事司法相比,修复性司法在满足各方当事人需要、吸引社会公众参与、预防和减少犯罪、降低成本、提高成效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也有过度依赖当事人、适合处理的案件有限、社会控制的不当扩大和对弱势群体及当事人权利保护不力等局限。修复性司法在国家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刑事司法的功能、对正义的理解和犯罪解决机制多元化等方面对我们有重要启示。改革我国刑事司法,应跨越单纯改革刑事诉讼程序的狭隘思路,对刑事司法机制进行重塑,逐步建立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的双轨制,以更好地解决犯罪问题。     

浅论单边贸易措施的适法性

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制度凸现了在国际法中尚无法完全解决的单边贸易措施的适法性问题,但它的运行并没有终止诉诸于单边贸易措施的时代。本来国际法规制单边贸措施的漏洞,可借由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制度的设计特别是争端解决机制这个自足的法体系予以弥补,但世界贸易组织专家小组/上诉机构的报告在重申多边贸易制度固有的宗旨和纪律的同时为单边贸易措施的适法性留下了空间。如果不希望多边贸易体制仍然处于单边贸易措施的行为的永久威胁之下,就应采取措施确保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避免诉诸于有损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单边贸易措施。     

论法律推理的合法性要求

合法性是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在法律推理中同样如此。法律形式主义的合法性理论遭到了法律现实主义的否定,这两种理论都是以简化的法律推理模式为出发点的。本文指出,法律推理的合法性首先要求法律推理必须使用法律上的理由;其次还取决于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合法参与以及社会对司法判决的一般性接受。     

论“严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严打”是我国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刑事政策,本文从“严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角度分析,对我国依法治国环境下“严打”刑事政策进行反思.     

环境权可司法性的法理与实证

受传统人权理论的影响,环境权的可司法性一直受到质疑,有学者甚至进而否认环境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权.可以说,环境权的可司法性研究,是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瓶颈问题.考诸各国法制实践,环境权的司法救济有直接救济和间接救济两条路径,而其司法哲学基础则为司法能动主义.     

司法裁决终局性原则：社会主义司法改革的突破口

从政治体制层面确立司法裁决终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建设的本质要求。该原则的确立，必将极大地提高法官的政治、业务素质；极大地提升法院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必将有效地理顺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并能在司法领域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领导原则。将司法裁决终局性原则确立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可以使改革不走弯路并可以使改革卓有成效。确立该原则亟待配套两方面的制度措施：实行四级三审终审的审判制度；创建科学的再审制度。     

司法商谈机制的构建及其功效

“以审判为中心”不等于“以法官为中心”,司法审判并非法官的独角戏,司法裁决结果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绝非法官的一己之力所能成就,它应该来自司法参与主体之间充分的商谈沟通与协作。司法商谈机制以一种全新视角诠释了司法的目标与意义,完善了司法权的合法性,解决了司法裁决的合理的可接受性,并促成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迎合和满足中国现实语境下人们对于司法正义、民主、参与、自由的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