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信用制度法治化关键性问题分析与建议

信用缺失已对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亦使消费者对法律滋生了一定的信用危机.尽管我国已在局部启动了一些信用提供与管理体系,但是这种缺乏法律支撑信用体系却是相当脆弱的,同时由于我国法律规则之间本身就存在有一些内生的与信用法律制度不和谐之处,这更加剧了我国信用缺失的现象.因此,从法律规则的层面对我国信用管理与经营体系提供支撑已成为我国经济法治化建设中紧要的一环.     

构建社会信用法律体系

借鉴他山之石 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指出: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虽然,他说的是信用评级机构的重要性,但大的背景却是西方健全的信用法律制度. 回溯历史,信用行业始于19世纪的欧美国家.经过百年发展,当今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不仅社会信用体系相当完备,相关法律制度亦渐趋完善.在信用立法模式方面,世界上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模式和以欧洲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除此之外的其他模式基本上都是界乎于这两种模式之间.     

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结构缺陷及演进路径

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是我国法律体系的子系统,具有与母系统的自我相似性。这种家族相似性指出了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但是,通过解构我们发现体系存在的法律生成障碍、结构虚空导致法律效力的软约束、结构模糊导致权力分配不确定、结构存在固有的不平等导致利益关系不平等的问题,影响了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建设。体系的建构既要反映信用经济社会客观发展的需求,又要遵循法律结构体系的生成要求;既要通过制度变迁调整失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又要受制于固定不变的逻辑力量。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结构由不均衡向均衡状态的转变是信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压力引起的法律制度内在的变迁,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信用经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相契合。     

法律制度在诚信社会建设中的规范和保障机制研究

诚信既是一个道德概念,也是一个法律概念。为解决我国社会存在的诚信缺失问题,可以通过德育和法治两条途径来进行。法治以稳定的法律制度,规范并保障诚信社会的建设,从而成为解决诚信缺失问题与建设诚信社会的主要方式。这一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依法建立市场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并同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信用立法思考:我国未来三大信用法

加快信用立法已是全社会共识。与大多数从信用信息安全和信用主体权益保护等角度讨论信用立法不同，从现实情况与问题出发，结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践情况，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政务诚信、重要目标—社会治理、运行基础—“三大征信体系”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应出台“信用行政监督法”“全民正义诚信法”“统一征信法”三大信用法律的思考与构想，分析阐述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我国信用立法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论法律信用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树立法律信用。法律信用是指法律严格遵守其所明示的、确定的规则和内容 ,以它对公平和正义的理性追求和坚定实践所赢得的社会主体对它的信任。法律信用是法律作为制度规范整体所具有的信用 ,具体包括法律创制信用、法律运行信用、法律监督信用等。当前法律信用缺失的主要表现为立法滞后、执法不严、司法腐败和法律监督失效。要拯救、树立法律信用 ,必须 :进一步强化立法 ,力求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均有法可依 ,这是树立法律信用的前提基础 ;进一步严肃执法 ,力求依法行政 ,这是树立法律信用的关键环节 ;进一步改革司法 ,力求司法独立、公正、高效 ,这是树立法律信用的重要保证 ;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 ,力求各项执法、司法活动都得到有效的监控和制约 ,这是树立法律信用的有效途径。     

征信行业风险的法律分析

企业失信是市场发展的伴生物，而征信国家信用发展的历史表明，这种伴生物是可以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而得到相对完善的解决，而相对完善解决的主要保障是信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应该说，我国关于企业诚信的法律法规还是存在的，如《民法通则》、《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国家保密法》、《国家安全法》。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征信业这一朝阳产业在中国还是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这一现象背后其实还是隐含了中国征信法律体系的落后。     

关于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的思考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和法律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明晰的“法文化共识”，这是本文对中国古代法文化所作的一个新的概括。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的主要内容是以儒学为主导的法律意识、以宗法伦常为核心的法律价值和礼规范为主体的法律规则。这些“共识”不是官方和国家利用权势向民间和社会进行灌输和强加所造就的，而是据于它们的生成特点和本质属性而自然形成的结果。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富有积极意义，它使中国古代法律获得了普遍支持和有效实施的基础，减少和缓和了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和矛盾，使民间自治得以广泛实施，更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这一传统及其实践的积极作用，对我们有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启迪。     

尽快建立完善我国信用法律体系

用法律的强制力建立信用体系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经济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市场交易关系和交易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信用关系,而且信用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的负面行为也陆续出现。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当中关于信用方面的法律体系不完善,虽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当中对诚实信用进行了规定,但那只是一种概括性、口号式的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对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处罚制裁措施,导致我国目前信用交易秩序混乱,失信现象大量存在,如恶意负债不还、假冒伪劣制假售假、不正当竞争、偷税漏税等等,这些不良信用行为仅依靠社会舆论与个人的自律去改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对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用法律的强制力去建立信用体系,从而达到让社会各主体尊重信用和维护信用的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如何利用我国加入WTO后的有利时机,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加快我国经     

看不见的法律——浅析排队等候的内在规则

在车水马龙的社会生活里,存在许多微观法律体系——即看不见的法律,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我们的生活也正是因为有它们的存在才得以如此有序地向前推进。本文从排队等候这一社会现象入手,对排队等候的内在规则进行分析,总结了先后顺序原则、单位原则、查明原则、新行列原则、保留位子原则、危急情势原则等六个原则,希望通过此文的撰写,能够引起大家对社会生活中微观法律体系的关注,从而使我们拥有更加优质的生活。     

法律视野下的农村金融机构研究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但长期以来,我国对农村金融合作制的基本原则认识不清,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定位模糊,导致农村信用社及有关组织严重异化甚至背离了其本质属性。从法律视角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及省级农信联社进行探讨,对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农村金融立法进行展望,这对促进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良性运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信用法律制度的若干前提性判断

法律上的“信用”是对社会信用体系这一社会现实的理论回应。信用在其法律意义上系由客观性的履约能力的评价以及主观性的履约品质的评价这两大要素构成，信用权兼具财产权和人格权属性，在定性和法律关系调整上更接近于财产权的性质，其与人格利益关联的部分则可由名誉权规范加以调整。对失信行为的救济和惩罚则分散地体现在民商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当中。     

算法行政:社会信用体系治理范式及其法治化

大数据下的信用评级机制生成独立于数据本体的数字人格。数字资本主义利用算法控制来推动金融信用的产生与发展,进而监控资本主义利用私有化"数字人格"实施黑箱管控。我国基于数据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属于数字技术公共基础设施,在矫正监控资本主义逐利偏差的同时,生成与法律强制下行政管理方式相并行的算法行政。算法行政作为全新的权力工具导致数字社会治理机制的范式转化,这对法治国的传统法律原则提出挑战。福柯的"规训"理论可以解释基于数字人格的权力运作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正当性,也能解构算法行政生成的"自我规制型"问责制,由此生成全新的数字行政法学。这为我国社会信用系统的法律规制提供新形态的学科支撑,也为该制度输出提供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说服工具。     

法制舆论监督报道的活动空间及其拓展

从控制论的观点来看,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反馈机制,它描绘了社会系统自身在从前某一时间的运行偏离情况,并促成社会系统的自我矫正。法制舆论监督报道由于其内容的涉法性,对社会系统的矫正更为有力;因此保障法制舆论监督报道的活动空间不受限制可有效避免社会系统滑向无序。目前我国法制舆论监督报道伸向各个方向的触角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社会系统无法得到完备的反馈信息。一旦社会系统缺乏有效反馈,其能量会逐渐耗尽,是熵(entropic)的。也就是说,由于得到的反馈信息残缺,社会系统自我矫正的力度不够,它将以更快的速度滑向无序状态。     

我国药品安全“黑名单”制度探析

近年来,我国药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难以估计。如何建立严重违法者的市场退出与重点监控机制,增加责任人的违法失信成本,促进该领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已逐步成为当前药品监管法制工作中亟待解决和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应推行药品安全＂黑名单＂制度,对不守法的涉药单位,加大惩治力度,严惩蓄意违法行为、完善市场禁入和退出机制,积极营造褒奖守信、惩戒失信的社会氛围,不断促进药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和法制建设。     

诚信体系建设法治保障的探索与构想

诚信体系建设覆盖社会各领域,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构建诚信社会,需要把道德自律和制度他律有机结合起来。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应将法治保障置于根本性地位。当前诚信法治保障建设中,既有观念性障碍,也有体制性问题;既有现行法律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也有基础性法律支撑不足的问题。对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促进我国诚信体系建设的规范化、法治化。     

法律异化研究

法律异化是指法律这种人类创造出来的本用于服务人类的社会规范,因为一些原因反而成了走向人类对立面的一种异己力量的法律变化。其表现为依＂法＂迫害、合法伤害、非法侵害、人们对法律的异己感和积极寻求法律的替代品等多种形式。法律异化的人为因素是人的异化,客观因素是法律本身的悬空与不切实际、法律规范限制性的僵化、司法的＂证据中心主义＂和法律运行的程序主义等。克服法律异化的路径有以人为本,确保良法的产生;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防范主体的自我异化;运用宏观、全面的社会治理手段防范法律的异化等。     

信用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法制建设的理据与重心

人民币国际化只有具备能够满足其需要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识别和建构这样的法律制度,需要建立应有的法理依据及由此确立法制建设的重心.由于人民币国际化所需法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需要在法上的体现,故人民币国际化法制建设的理论指引及重心需从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中寻求.在当今货币采用信用本位的时代,人民币在本质上是国家信用,人民币国...     

法治视角的社会信用之构建刍议

社会信用是个人信用、企业的信用和政府信用的有机结合.其中,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主体,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关键.社会信用缺失不独为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的缺失,政府信用缺失及其示范效应更为强烈.尽管个中缘由复杂,但法制及其整合功能的缺失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法治视角下我们应以强化政府信用为重点,以确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权为基础,以法治的功能性整合来构建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实现社会信用的良性增长.     

法律监督:公权力诚信体系中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

公权力诚信体系出现危机时,往往出现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政府计划履行的各项任务受到怀疑,使民主受到质疑。不断完善公权力诚信体系,制定社会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要求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公权力诚信与民众认同有着直接的关联,当公权力在政务诚信与民众对公权力诚信的期待值之间引发尖锐矛盾时,需要法律监督在公权力运行机制上伸张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