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谈判之必要性、可行性与特点分析

在劫持人质案件的处置活动中,人质谈判是十分必要和完全可行的。如果拒绝与劫持者进行谈判,只会使其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往往是悲剧性的。而人质谈判则可能最终达到和平解决事件的目的,从而避免人质受到伤害。即使最终不能说服犯罪行为人投降,在谈判中所获取的情报信息也有助于筹划最后的武力突击。正是由于人质谈判在处置这类案件中所具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人质谈判在处置这类案件中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而且是首选的处置对策。     

人质谈判中的风险评估和方案设计

人质谈判中的风险评估就是指当警方赶到人质劫持现场后,在展开谈判工作和设计谈判方案前,指挥者对此次劫持事件做一个基本的风险评估。只有在判明危机事件情况的基础上,指挥员才能对案件的发展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把握人质危机处置进程的主动权,使谈判取得成效。结合我国目前人质事件类型,进行人质谈判中的风险评估,以确定谈判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从而设计科学、动态的谈判方案,切实有效地提高谈判的效果。     

人质危机谈判的阶段性策略

人质危机谈判通常分为谈判初始阶段，实质性谈判阶段和结束谈判阶段。在谈判的不同阶段，劫持者的心理状态有所不同，谈判使用的策略与方法也有所差异。谈判初始阶段的主要策略是稳定情绪，建立互信，会同攻击单位共同制订运送、接收、投降和攻击方案。实质性谈判阶段的重，最是策略性地处理要求与期限。谈判结束阶段应做好和平结束与武力结束两种可能的准备。谈判人员要根据各阶段形势发展，采用相应的有效谈判策略，有序地处理人质危机。     

论谈判在反恐怖劫持人质行动中的价值

保证人质及其他人的生命安全是警方处置恐怖劫持人质事件追求的目的。谈判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能够尽量避免恐怖劫持事件事态的恶化和升级,最大限度地保全人质、行动警员、恐怖劫持分子以及一些无辜人的生命,亦具公众安全心理安抚效应,体现了现代生活的价值理念。对警方不得不实施的武力解救行动来说,谈判是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和寻求赢得有利战机的手段     

反劫持谈判专家机制之价值考量

反劫持谈判专家机制兼有内外双重价值,简而言之,即其根本目的与具体任务。内在价值体现为对正义、效益与秩序的追求,外在价值的实现则要求谈判专家能够疏导劝解劫持者、保护人质、为武力攻击创造条件。通过对反劫持谈判专家机制的价值分析可知,谈判专家在战术选择上不能强调伺机以武力制服劫持者,可取的是以非必要不使用武力为指导原则。对于反劫持谈判专家的培养,可以借公安高等教育改革之机,优化兼职谈判专家的构成、开展专职谈判专家的培养以适应实务工作与理论研究的需要,并对教学过程实施严格管理。     

试述警务谈判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众说纷纭、五花八门的情况下,笔者以为将警察在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中的谈判活动命名为警务谈判是恰当的。警务谈判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警务谈判人员的个人素质,警务谈判人员应该擅长思辨、善用语言、善解人意;在整个警务谈判过程中尊重生命、尊重法律、尊重现实,临危不惧地处理好各个矛盾间的关系。这是警务谈判取胜的保证,是我们警务谈判中遇到的错综复杂问题解决的基本准则。     

人质危机谈判功能与实现路经

危机谈判，作为处理危机事件的有效手段，在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与有效应用。据国外有关研究显示，以专业化谈判团队的形式处理人质危机，安全、和平处理率高达93％，而没有专业化谈判团队的介入，被迫采取武力解决的，伤亡率高达78％。在我国，危机谈判机制建设刚刚起步，危机谈判的功能还没有广泛认同，对如何实现谈判功能也处于探索阶段。结合谈判工作实践和培训的谈判专业人员的反馈经验来分析危机谈判的功能及其实现的条件，应该对于危机谈判专业发展有所启示。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问答（六）

16．按照《意见》的规定，对政府采购活动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组成人员的商业贿赂行为应当按照什么罪名定罪处罚？答：与工程建设领域一样，政府采购也是当前商业贿赂专项治理的重点领域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本法所称政府采购，     

反劫持谈判语言策略的运用

反劫持谈判实质上是我方谈判人员与劫持分子运用语言传达观点、交流意见，本着“生命至上、以人为本，和平解决劫持人质危机”等明确的谈判理念，并以此当作一种最高的行动准则，来指导一个具体而系列化的谈判过程。反劫持谈判是语言的交锋，在谈判中要准确、正确地运用语言，注意语言的表达技巧，关注谈判中的行为语言和行为交流，要紧紧抓住谈判过程，注意语言策略和技巧的运用。     

美国公共部门中的集体谈判制度

集体谈判主要是西方国家协调劳资双方关系、确定雇员劳动条件、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博弈机制,是处理劳资纠纷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最先出现于西方私营部门中,随后逐渐应用于公共部门,是协调公共部门雇主和雇员利益的重要制度。美国在公共部门集体谈判上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性研究,了解美国集体谈判的历史发展、理论基础、谈判主体、谈判范围、谈判过程以及谈判结果,对我国公共部门集体谈判制度的构建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议付信用证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信用证的议付问题虽然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ＵＣＰ５００）中有所规 定,但是并不全面和具体,实践中往往存在对诸如议付的构成、议付行与受益人、议付行 与开证行之间的关系等产生误解。本文结合ＵＣＰ５００的规定对议付信用证的意义与法律 特点、主要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议付与出口押汇的异同、议付信用证的主要风险及其防范 等作了系统研究。     

我国控辩协商程序的规范进路:以认罪认罚案件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刑协商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的确立,使刑事诉讼的重心由审判阶段向审查起诉阶段前移,与对抗模式下的庭审实质化相对应,控辩协商实质化亦成为协商性司法模式的基本要求。然而,控辩平等协商作为协商性司法的核心和量刑合意形成的关键环节,却未受到立法、实务层面的应有重视,相应配套之程序性规则体系与保障措施的缺失,使得控辩协商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控辩双方诉讼实力不平衡导致控辩协商实质性缺位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程序正义是刑事诉讼的灵魂。为增强控辩合意过程和协商结果的公正性,应探索控辩协商之规范模型,从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决策能力两个层面考量,探讨建立规范、具体、系统的控辩协商程序之基本方向和完善法律规范层面对控辩协商规制不足的路径。     

建立控辩协商程序与完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

在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借鉴外域“辩诉交易”制度,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程序,已经得到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认可。“控辩协商”程序的设立和运行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应该以外域实施辩诉交易制度需要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为参照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内容,为建立和实施控辩协商程序提供制度上的支持。     

危机谈判的训练设计与方法选择

危机谈判训练是一种以谈判沟通技巧为基础技能,针对不同案件类型展开的警务技能训练,也是一种基于危机现场警务运作模式展开的工作机制训练,因此,危机谈判训练方法也分为技能训练方法和工作机制的训练方法,其中后者可以类推到以工作机制为训练目标的警务指挥、应急指挥训练中。     

国际知识产权贸易谈判的新方略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发达国家并未满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所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而是迅速形成了新的谈判方略,即把谈判重心由阻力较大的世界贸易组织转移至更易达成协定的区域场合,通过缔结分散的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性地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此种谈判方略的推进使得发展中国家日益丧失根据具体国情制定和实施适当知识产权政策的自主空间.有鉴于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建立知识产权发展同盟、发展产业磋商与咨询体系、参与国际组织和智库活动、制定内部谈判指南等途径,改进谈判策略、强化谈判力量、提高谈判技术,引导形成更加民主和平衡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机制.     

Social Motives in Integrative Negotiation: The Mediating Influence of Procedural Fairness

Although a large body of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otives on integrative negotiation,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social motives affect procedural fairness judgments in negotiation. In two experiments concerned with small group negotiation, we manipulated group members' social motives (pro-social vs. egoistic), and measured joint negotiation outcomes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Experiment 1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group members with an egoistic motivation, those with a pro-social motive experienced more procedural fairness, which was partly responsible for the higher joint outcomes they obtained. In Experiment 2, we manipulated social motives and decision rule. Results showed that pro-social groups experienced more procedural fairness than egoistic groups when a majority rule was applied, but not when a unanimity rule was applied.     

浅议中央与地方纠纷之协商解决模式

构建中央与地方纠纷的协商解决模式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但是同时又面临着极大的理论和实践阻力。尤为要注意的是,学界将这种协商与政治协商作等同的倾向是存在误区的。同时,在法制化的语境中,在“协商之后的法制化”与“法制框架下的协商”之间也体现出了更多的外在制度区别与内在理念融合并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