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梦"以个人成功与人们共同幸福为目标,凝结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追求,超越了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美国梦"的梦想。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人民共同幸福为目标,凝聚人民个体的多彩之梦,从国家与个人的理想与追求相统一的高度,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释放国家整体的正能量,在努力帮助个人实现梦想的同时,铸就民族"中国梦",无疑是中国梦的真正内涵体现。本文在阐述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基础上指出,当前"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从国家层面以及个体层面建设和强化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凝聚民族整体向心力,构建整个社会的良好环境,而且还要从社会制度层面向社会成员传递正能量以保证追梦过程的公平。     

马克思社会与国家理论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于我国发展现状,创造性地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并首次提出"社会治理"这一全新执政理念。在表明"大政府小社会"时代即将结束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在国家这个政治统治工具还需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社会治理的新课题。而马克思的社会与国家理论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国家与社会的镶嵌与互动——基于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马克思创造性地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运用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透过社会组织的发展来分析我国当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通过组织结构、人员组成等方式"镶嵌"在社会中,这种"镶嵌"发挥着"统帅"社会的功能。政府"型塑"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社会组织也从更多方面参与到了社会管理当中,通过将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组织要素进行重构,从而实现自身能力的重建和组织的扩张。     

国家治理视角下执政党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研究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部分"的政党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仅是为了政党个体行为主体的单向度的价值和理性,还要实践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当前,中国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机制面临着来自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和个体失灵等各种各样的挑战。这在客观上要求执政党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国家的限权和放权机制、市场的确权机制、社会的赋权机制和个体的参与机制等相关方面治理机制的规范和完善,纲挈目张,在统筹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正确处理市场、政府、社会和个体四者的关系,有效地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并最终在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刑事责任边界研究

由于网络犯罪中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独立评价性及其帮助行为查处难度等特征,《刑法修正案(九)》第287条之二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足于中立帮助行为可罚范围的各种学说,从构成要件分析该罪的刑事责任边界,将帮助行为与同类技术中立行为对比、帮助行为的社会公益性、帮助行为人作为义务的履行可能性及其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客观限定的考察范围;以"明知"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犯罪"包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帮助行为人的心理为希望或放任作为主观限定边界;以是否实际创设并实现了法律所不允许的风险作为"情节严重"的重要标准。     

管理型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兴起的理论考察

管理型政府的职能经历了一个逐渐增长的过程,这过程既是管理型政府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其逐渐膨胀至失灵的过程,并且与福利国家兴起的过程是同步的。因此,考察福利国家的生成、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兴起以及管理型政府走向成熟的同步过程,对于理解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务"运动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从文献考察的角度看,在福利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公共服务及其作为政府职能的兴起,出现了三种不同描述:一是作为公法基础的"公共服务";二是实现生存照顾的"服务行政";三是走向"服务国家"趋势下的政府社会功能。西方学者后来的很多思想和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些研究的影响。对它们的研究,能够帮助在批判的基础上寻求政府模式变革的方向。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     

“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及实现路径

"中国梦"是国家、民族、人民共同托起的伟大理想:"中国梦"对于国家来说,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对于民族来说,旨在实现民族振兴;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了解"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并探索其实现路径,是现阶段发展形势对国家和人民的要求。我们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同步发展的道路上寻求"中国梦"的实现途径。     

简论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一般例外规则

当前国际投资法律制度领域面临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促进外国投资与保护社会和环境两大原则之间寻求平衡。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国际投资协议开始引入"一般例外"条款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对"一般例外规则"在新一代投资协定中引入的原因、类型及特点进行分析,可以推想,该举措将鼓励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构更多考虑国家对于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以缓解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国际投资协定和仲裁不正当束缚东道国监管权的担忧。     

基于“信任”理论视角下的“好社会”建设

"好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当代中国有其独特的背景,如何建设一个"好社会"也是摆在中国当下的重要任务。好社会理论立足于经济自足和个体自由,旨在建立一个经济上强大、所有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抱负的现实的社会。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现时代,好社会要求处理好"个体自由"和"共同体"的关系,使个人和国家在社会层面达成契合,而信任理论可以为"好社会"建设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它超验和经验性兼备,能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将国家、社会和个人紧密粘合,实现合力最大化,从而推动社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恶搞现象之法律透视

恶搞成了2006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从法律的角度审视,恶搞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的一种具体形式,国家应当保障公民以恶搞这种方式充分行使言论自由权;同时,公民不得以恶搞的方式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恶搞作品不是著作权法规定的演绎作品,而是滑稽模仿作品,它不侵犯被恶搞者的著作权。     

论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实质

《逍遥游》的实质是要超然物外，追求精神上的超越和自由，它提供给我们的途径是“无功”、“无名”、“无己”，即一种超脱的人生态度，以此达到“无待逍遥”的境界。     

论私权之本质——兼论我国私法的建构基础

鉴于传统的权利本质学说均无法全面的指出权利的所有特征 ,对于权利本质之研究采要素解释学的方法较为合理 ,研究权利之本质实际上就是确定何种要素为最核心、最基础之要素 ,就是确定权利概念的中心词。私权之最核心和最基础的要素应为自由 ,这是由私权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所决定的 ,私法建构之权利本位要求私法建构应以自由为本位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立法重构

与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相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也是侵害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犯罪。这两种犯罪的客观方面均可以表述为＂掠取、诱拐＂的行为,而且有必要将上述两种犯罪目的犯化。总之,上述两种犯罪均属于短缩的二行为犯。只有把这两种犯罪作为短缩的二行为犯规定,才有利于实现保护未成年人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目的,有利于犯罪的类型化,有利于确定既遂与未遂,区分罪数关系。     

形式正义:刑事侦查的程序价值分析

刑事侦查程序不仅应当具有致成自由、秩序等的实体性价值 ,而且应当具有独立、中立、平等、参与、科学等程序性价值或者说形式价值。我们在构建公正、科学的现代刑事侦查制度时 ,必须充分关注和考量刑事侦查程序的形式正义性     

历史的误读——普罗文学与新感觉派关系之一种考察

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普罗文学与新感觉派,各自都有着鲜明的创作特色和文学观念,他们发生的你死我活的论战更让人容易将其当成两个敌对的派别,但细究两派的起源语境及发展历史,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着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两派文学作新的解读。     

斯尼夫列特战略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早期革命,是与共产国际“二大”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心议题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合作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荷兰人马林所创造的“斯尼夫列特战略”被认为是最佳选择。认识到这个战略的起源及其被列宁和共产国际所采纳以及后来在中国的实行,对中国共产党初期要求与国民党合作的历史就容易理解了。     

论义务及其与权利的本质关系

界定法律义务不能孤立地就义务谈义务,而要从权利与义务的整个关系链条、从法的整体上去把握。法律义务是一种法定约束;权利一经法定,就是对权利的范围与自由度做出规限,即隐含着不得超越界限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的统一体,这同说“权利义务是统一的”的命题有所区别。后者只是说明二者自身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前一命题则突出权利与义务是法和法律的整体构成上的两个必具元素,舍一不可。就法的本体而言,不能单纯以权利或义务为本位,权利义务都属于法的本质范畴,它们之间是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的关系。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 扎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坚持这一价值追求。我们党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条根本的思想和工作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其实质来说,就是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切实处理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简单地讲就是要知民情、顺民意、集民智、聚民力、暖民心。     

近代权利诉求的演进与特点

近代中国权利诉求有着鲜明的特色：第一，为权力而权利。从诉求权利的开始，国人最重视政治权利和自由，争“民权”为了能分权，争“国权”则走向集权，不是为分权就是为集权而谋权利。对权力的执著使得权利需求停留在精英层面，普通民众难以亲近，更无法沉醉。第二，为政治而权利。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始终是权利的目的，自由要让位于秩序，权利要服从民主。政治的高位使权利式微，不可能也不会成为终极追求。第三，为理想而权利。对权利，人们多激情的颂扬，少绵厚的论证；多宏大的描述，少精微的求实；重理论的抒发，轻制度的建构；重社会的进取，轻个人的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