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措施，塑造组工干部形象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60年冬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经济工作的“左”的错误，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毛泽东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努力

自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及“大跃进”中的瞎指挥、浮夸风，打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使国民经济蒙受重大损失。对此，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只要我们客观、公正地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正是毛泽东较早发现“大跃进”中的问题并率先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的。1958年下半年“井产风”一出现，毛泽东就再三指示要坚决纠正。他认为，建成共产主义是需要条件的，因此他赞成斯大林有关共产主义条件的论述。他指出：“不忙于宣布消灭阶级”。①他告诫全党，要召惕“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一要把“革命热情与…     

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1958年“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创,饥荒蔓延全国。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与会者7118人,简称七千人大会。     

“大跃进”前后的刘少奇

1958年至1960年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让刘少奇痛心疾首，他开始反思这场运动，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和观点，尽力纠正“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为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作出了重大努力。     

陈云与“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述评

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0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发展时期。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在这一时期对国家经济建设等重大决策,提出了许多正确     

一九五八年全民大炼钢

正195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跃进"之年,大炼钢铁是这年"大跃进"运动的显著的特征。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成为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直接诱因。"为实现一○七○万吨钢而奋斗"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为535万吨,由于"大跃进"的发动和人民群众生产热情的高涨,人们的头脑开始不冷静了,赶超英国的时间一再被缩短,1958年钢铁产量的指标不断被拔高。     

1961年习仲勋长葛调查河南农村公共食堂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过程中，以“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泛滥，给全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连续下降。     

略论农业“大跃进”对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1958年至1960年的农业“大跃进”,本质上是对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由于在此过程中存在大量不合理的重新配置,加之受“大跃进”期间农村生产关系急于过渡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这就导致了1958年粮食丰产不丰收,1959年和1960年粮食大幅度减产。     

1958年北戴河会议

1958年北戴河会议,是指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召开的一次会议,它对“大跃进”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作用。会议前的形势北戴河会议前,经过一系列中央会议,“大跃进”运动已经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正如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所说:“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     

毛泽东与两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想通过“大跃进”走出一条在中国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通过人民公社探索一种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一察觉到运动出现偏差，率先提出并带头纠正，以求运动健康发展。1958年11月2日至10日，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河南召开两次“郑州会议”，即是他发现并开始着手纠正错误的努力。     

1958—1961：大办农村公共食堂始末

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物,是当时所谓的“新生事物”。1958年8月,伴随着人民公社在全国各地的遍地开花,公共食堂在农村也如燎原之火迅猛发展起来。公共食堂的命运是与如火如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息息相关的。伴随着“大跃进”的失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食堂也最终宣告结束。从1958年8月到1960年6月,农村公共食堂经历了一哄而起、难以为继、强行恢复到彻底终结的曲折过程。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

徐水县是河北有中部的一个县,它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共产主义试点”独树一帜,闻名遐迩。它对于全国范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广泛且深刻。     

无恥的污蔑——彻底的破产

强盗吹嘘本人的仁慈,战争贩子打扮成为和平战士,被经济危机弄得焦头烂额的帝国主义者,叫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诸如此类,都是资本主义没落时代的謊謬现象。现在帝国主义者居然又大谈起中国经济“跌跤”、“倒退”来了。据说,我国核实1958年的统计数字,调整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证明大跃进的结果是“摔得很厉害”,是“经济倒退”。     

六十年代广东国民经济的调整

1958年,在全国“万马奔腾”的形势下,广东也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由于“大跃进”和1959年冬到1960年的“反右倾”的错误,加上特大自然灾害,广东和全国一样,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一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二是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全省粮食非常困难,一些地区出现了水肿病和饿死人畜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三是基建规模过大,投资效益差;四是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充分暴露了“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后果。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集中精力解决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及农业战线上的严重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共产风”要进行全面算帐兑现的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于1960年10月,召开潮安、新会、中山等8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总结“大跃进”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作出在9个县开展“以纠正共产风为中心”的整风整社的试点工作。11月,省委召开的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扩大)会议决定,在今年     

敢讲真话

1958年，“大跃进”运动逐步发展到巅峰，为了宣传“大跃进”的“丰收成果”，粮食亩产上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报道时常见诸报刊、闻诸电台、而且相互比着往上抬。     

煤都人不会忘记……——陈云同志视察抚顺纪实

1958年,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犯有“左”的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城乡人民生活发生很大困难。陈云同志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1958年12月他提议,不要公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之后,他又指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这些正确意见,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和采纳。 1959年6月,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同志在因     

对工农业两条战线“大跃进”的体制支撑分析

本文主要从当时工、农业两部门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探求,深入分析制度因素的作用。分析了“大跃进”运动背后的体制支撑。认为1958年中央向地方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是造成“大跃进”期间工业生产混乱的制度原因,而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既是农村“大跃进”运动的产物,又进一步支撑了工农业的“大跃进”。     

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曾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众所周知，“大跃进”运动是在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和酝酿、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那么，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     

朱德与大跃进

大跃进历时三年(1958～1960),是中央领导层的集体决策,朱德一度赞同与推动。然而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较早地觉察到“大跃进”的错误并提出纠正措施,是党中央最早认识大跃进错误的领导人之一。     

我国建国以来三次经济调整的经验与教训

建国以来,我国曾进行过三次经济调整。回顾和总结三次经济调整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贯彻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顺利完成当前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1961～1963年的经济调整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给我国国民经济带來了灾难性的后果。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以及轻工业与重工业等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连年自然灾害及工作失误造成农业生产严重萎缩。1960年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降至2870亿斤,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