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什么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

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未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崇拜还有很大影响,许多人无法相信,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犯过错误。当时,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不愿承认毛泽东犯了错误这一客观事实,回避正确评价毛泽东;一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失误,甚至把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也归咎于毛泽东。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在搞"非毛化"。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指出,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的功过,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郑重地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为中     

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绩不容抹杀

自毛泽东逝世后，“非毛化”思潮时有泛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意把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说成是“罪恶”。例如．把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描述成“草菅人命”的故意所为。二是用西方的“权力斗争说”来歪曲党的历史，把延安整风、高饶事件，乃至庐山会议错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造成刘少奇冤案等等，     

整风演进——阅读与转变党风（下）

编“党书”，让人“恍然大悟”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党的历史，目的是澄清路线是非。会议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层犯的“左”倾错误，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能获得这个共识，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在会前编印了...     

【学 习】“能实事求是,是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弘扬习仲勋实事求是的作风简

习仲勋一生没有犯“左”的错误，始终坚持并倡导实事求是，他在陕北土改期间给毛泽东连发三封反“左”电报的故事广为流传。毛泽东曾称赞他“能实事求是，是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是习仲勋一生的做人原则，也是贯穿他革命生涯的一根红线。     

整风演进——阅读与转变党风（上）

阅读与延安整风 成为思想领袖的毛泽东,反观党内干部的学习风气和思想状况,颇为忧虑。 当时党内领导干部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年轻时在苏联留学,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对苏联革命的历史经验比较熟悉,但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一部分是从国统区初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对五四时期传播的西方文化更感兴趣一些,也容易犯教条主义毛病,毛泽东把这两种倾向叫作“洋八股”“洋教条”；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容易犯经验主义的毛病。这些都是滋生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温床。     

赣南会议辨析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省南部瑞金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 党史、军史学界对赣南会议贯彻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地批判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认识上是一致的。但是,这方面的有些著作和中共党史大辞典等,在对会议错误程度的估计上却有所不同,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把错误估计偏重,如党史大辞典等书说:这次会议在中央代表主持下,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极端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另一种估计又把错误程度估计过轻,如《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等书说:这次会11月初在瑞金叶坪举行,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等5项决议案。后一种说法,     

毛泽东与两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想通过“大跃进”走出一条在中国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通过人民公社探索一种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毛泽东一察觉到运动出现偏差，率先提出并带头纠正，以求运动健康发展。1958年11月2日至10日，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河南召开两次“郑州会议”，即是他发现并开始着手纠正错误的努力。     

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要提高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水平，首先要提高对这一理论的认识水平、从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搞清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对于提高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错误观点必须纠正。有人因为邓小平是在纠正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就认为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是对立的。这种观点的错误，是没有能够正确地区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看作是“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把邓小平对毛泽…     

知识分子道德危机的深层根源

石仲泉在6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并不等于对中国的真实实际能有正确的认识。建国后党犯的错误，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因为党的决策严重不符合那时中国的真实实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是如此，反右派斗争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错误，莫不如此。正如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一样，开始是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随后补充道：     

毛泽东晚年忧患如山

对于伟人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一句精辟的话：“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时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毛泽东的晚年多被诟病，除过1957年搞反右运动、1958年搞大跃进外，批评者主要指责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极“左”思潮的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曾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据此有些人便不负责任地指责毛泽东就会抓阶级斗争，搞政治排除异己，搞建设不懂经济，等等，个别人甚至著文对毛泽东进行无耻诽谤和人身攻击我刊组约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先生的这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梳理了晚年毛泽东深邃的战略思想，发掘了毛泽东对党、国家、民族“忧患如山”的伟人情怀。这篇文章本身及其研究视角，对我们正确地学习思考历史、科学地进行中国现代史研究，都是有所启发有所裨矗的     

稳固的奠基——邓小平对维护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贡献

邓小平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期间关于起草、修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的九次讲话以及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要点,这些珍贵材料充分印证了邓小平为我们党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的不朽的贡献.在认定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性质的前提下,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和过.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这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错误,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为此,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已成为当时全国的“热点”问题.邓小平同志从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出发,提出要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首要的是认定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性质,这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前提条件.邓小平同志指出,尽管毛泽东晚年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性质与林彪四人帮的问题性质不一样、林彪四人帮是反党集团,利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     

毛泽东讲党课爱“打比方”

1921年12月，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第二次来到安源煤矿。在专为工人子弟办的一所学校里，毛泽东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字。他解释说，上边的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工人们的。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在给湖南长沙人力车夫上的夜校课堂上，打了个比方。他在黑板上先写了一个“工”字，又在旁边写了一个“人”字，然后，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果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了“天”字，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     

毛泽东对“两制”关系的战略思考——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十月革命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格局,世界历史从此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一球两制”新时代。“两个必然”不可避免,“两制”共存也不可避免。“两制”共存的历史,也是“两制”较量的历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何处理“两制”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主题。关于“两制”力量对比,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战略判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战略思路;关于“两制”相处之道,毛泽东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战略方针;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主要方式,毛泽东提出“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的战略构想;关于如何瓦解西方“和平演变”,毛泽东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战略应对;关于如何应对西方遏制围堵打压,毛泽东提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对“两制”关系的战略思考既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其重要战略指导意义。     

王阳明“诚意”说的哲学特色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对王阳明“诚意”说定性和定位不当，以及对王阳明哲学立场辨识不准的倾向。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考察王阳明“诚意”说的哲学特色。其一，阳明不同意朱子把“格物”置于“诚意”之先的修身功夫程序，提倡将“诚意”置于“格物”之先。其二，阳明提出了“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命题，将“意”的感应机制视为人与世界相联结的重要方式，这也是他强调修身以诚意为主的深层哲理根据之一。其三，阳明在批评朱学“务外遗内”与禅学“是内遗外”这两种对立哲学取向的同时，坚持以超越内与外、整合心与物的“合内外”作为自己新的哲学立场。     

如何看待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意义（下）

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成果 毛泽东在对计划经济的探索中有过失误，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过重大损失。其中最主要的，我认为是两个问题：一是一度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忽略计划的客观性，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大跃进”时单凭一股热情，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造成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便是其中突出的例证。二是缺乏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认识，急于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追求所谓“一大二公”，对市场统得过死，导致经济缺少活力，使商品供应紧张、品种单一的局面持续时间过长。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计划管得范围越来越广，就连农村集市也被一度取消，给人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计划经济时期各种问题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失误之间的联系，而看不到那一时期建设成就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成果之间的联系，是不全面不客观不公正的。     

北京高校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试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号召学生从自己的校园开始,然后在党政系统中逐级追查,以清除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在这场运动中,北京高校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也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纠“左”努力

随着“大跃进”运动向全闷蔓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开始凸显和泛滥。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又是巾央领导集体中较快觉察到这些错误的领导人。发现一系列尖锐问题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泽东率领全党着手纠正这些错误，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     

毛泽东庐山之夏50天

1958年底，中国出现了天灾人祸的窘迫形势。毛泽东心急如焚，接连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1959年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决心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批评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然而，半年来的会议和领袖的良好愿望，并未完全贯彻下去，过热的空气，并未冷却下来，形势依然严峻。饥饿、贫穷、艰苦威胁着老百姓的生活，怨天尤人的现象在干部队伍中较为严重。鉴于此，毛泽东担心出现悲观、泄气，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对“三面红旗”失去信心的局面。他认为高级干部的这种“悲观”是对“总路线”的怀疑，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前景丧失信心。     

邓小平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

毛泽东逝世后，逮捕“四人帮”，为刘少奇等平反昭雪，邓小平再次出山，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化，自然影响到对毛泽东的政治评价。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错误认识：一种是抛出“两个凡是”的观点，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另一种则是呼应国际上的所谓“非毛化”思潮，颠倒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企图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地位。     

“支左”的由来

由解放军“支左”,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这项特殊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的形成过程也比较特殊。 一、按照毛泽东起初的思路,搞“文化大革命”也要把军队包括进去,也要整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