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正>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闭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后一刻亲自督师,达成协议。协议虽然空泛,至少比各国拍桌子互骂一通不欢而散好。英美舆论集中火力,指中国领导第三世界从中作梗,奥巴马尤为恼火的是:中国另搞"会外有会",派一个低级代表列席欧美的元首级会议,另外拉拢巴西、印度等第三世界大国密谈。奥巴马不顾礼仪,直捣会场,在走廊高声叫板。据说这么一闹,终于有了"协议",但中国还是拒绝接受"国际     

气候议题：奥巴马政府形象外交之重

奥巴马执政一年以来在多领域开展形象外交，努力重．塑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袖形象。奥巴马政府以“气候议题”为着力点，对内推广新能源和低碳经济战略，推出《气候法案》，对外建立并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机制，做出减排承诺，举全国之力树立美国在世界中的低碳经济领袖地位。然而，奥巴马政府以气候议题带动形象外交的道路能否坚持如一，仍取决于新政府在该领域的举措能否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增强国际领导力带来实质性效果。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特朗普政府与美国的气候政治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后,美国国内气候政治的后续动向及其国际影响一直备受关注。从目前看,虽然特朗普政府对待气候变化议题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其反气候治理的政策在联邦层面将面临更多阻碍。民主党重获众议院控制权势必会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对特朗普政府发起反击。同时,美国地方政府参与气候治理的意愿出现了更多的积极变化。此外,美国第四次《国家气候评估》报告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发布,以及美国国内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进一步证实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错误认知。以上情况的出现可能成为美国政界及民众重新认识气候变化影响与进行利益计算的重要因素。     

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多层级治理视角的分析

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瞩目的全球性问题之一,也是美国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热点问题。气候议题的发散性,以及美国联邦制的制度设计和国家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既为美国各层级行为体参与气候治理创造了实践舞台,也为多层级治理理论建构提供了经验素材。在多层级治理理论视角下,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得以从水平、垂直、等级三个维度,全面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在水平维度上,气候行动领先的州和城市向其他次国家行为体横向扩展,彼此直接进行经验交流和知识转移。在垂直维度上,气候行动领先的州和城市自下而上地纵向发挥影响力,并在联邦政府缺位时代之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在等级维度上,次国家行为体受到联邦政府法规和政策取向的约束,既可能采取积极的气候行动,也可能因遭遇阻碍而消极无为。次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有助于为美国国家气候战略提供替代实践和创新,对冲联邦政府"无为而治"的负面影响,确保美国整体气候行动的延续和发展。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国际行业减排规则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联合国气候大会是全球气候谈判的主要平台。然而,主要发达国家已试图绕开这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机制,在行业层面推进国际减排规则的发展,具体行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凭借自身在跨国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通过影响供应商而实施的市场驱动的行业减排规则建设行动;二是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针对国际海运和民航业实施的政府主导的行业减排规则建设行动。本文首先分析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相关协议为基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谈判框架对发达国家的约束。随后具体追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在国际行业减排领域所采取的行动,并从减排路径设置和贸易壁垒两个角度,探讨发达国家的行为给中国带来的潜在挑战。最后探讨国际行业减排机制与现有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之间的互动,以及中国可以采取的多方面应对措施。     

美国奥巴马政府气候治理政策的发展与演变

<正>影响美国气候政策的因素非常复杂,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与前任历届政府都有所不同。他承认气候变化客观存在,认可人为因素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主张采取积极行动来加以应对,并试图在国内和国际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积极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气候外交会走向何方?

<正>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气候问题上态度消极,这对美国国内气候治理产生重大影响。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国内权力格局的变更势必对美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以及中美气候外交产生影响。气候外交在中美关系格局中的地位将显著下降,积极推动双边气候合作的大氛围已今非昔比。与之相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与行动稳健积极,推动中美两国气候外交向前发展的动力仍在。因此,中美气候外交的未来依然值得期待。     

真有“拉美10年”吗?

由于TPP协议并不包括中国,拉美国家在加入该协议的同时,如无法排除"与美国联手对抗中国"之质疑,将为"拉美10年"前景投下更大变量。最近多位国际知名人士不约而同提到全球经济或欧美经济可能陷入"失落10年"(Lostdecade)危机。其一是IMF总裁拉加德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中明确指出,欧美债务与失业问题若不能解决,可     

国际军控与裁军新态势

近一年来,国际军控与裁军领域呈现强劲反弹、升温,成为与金融危机、气候变暖相提并论的国际关注热点。国际核裁军曙光再现,美国核军控政策和策略高调调整;美、俄缔结双边核裁军新条约;多边核军控议题出现一些松动;核安全问题凸显;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取得成果。这表明国际军控与裁军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态势,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军控政策和策略的调整。但总体来看,美国核军控与裁军政策的调整仍是虚多实少,其核武器政策的两大战略目标:核威慑及防扩散不仅丝毫无损,还有所增强。     

美国与印度进行核合作的动因

美国与印度2005年签署的《美印民用核合作倡议》(CNCI)和2007年签署的《美印123协议》使美印核关系引起国际关注。通过回顾战后50年来的美印核关系,本文认为美国推动印度核工业发展的过程可以分成直接扶持、间接支持和再直接合作三个阶段。虽然在不同阶段地缘制衡、核不扩散、经济利益、能源安全、国际机制等因素或独立或交织起作用,但只有美国地缘制衡战略能解释美国为何在战后50年里持续协助印度核工业发展。     

美国重启《巴黎协定》谈判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分析

国内成本与国际收益的长期不对称,是导致美国意欲退出并要求重启《巴黎协定》谈判的深层次原因。退出《巴黎协定》或将打破美国历来"以联盟为中心"参与全球治理的传统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对《巴黎协定》后续谈判施加影响的权力,也不代表美国会放弃其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实质性话语权。美国以退出为要挟要求重启谈判的做法或将对《巴黎协定》的普遍履约带来负面示范效应,甚至延缓实现温控目标的时间,但不会导致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逆转。     

气候机制的复杂化和中国的应对

机制复杂化已成为全球治理的突出现象,气候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更是如此。本文以气候治理作为视角,分析说明三类全球治理机制的复杂化现象:围绕框架公约构建起来的机制复合体、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构建起来的机制集群、以及问题领域交叉渗透形成的机制联结。气候机制复杂化有利于调动行为主体积极性和规范扩散,但也会造成臃肿、竞争、摩擦和相互抵消的情况,甚至产生权利和义务的再分配效应,进而赋予大国更多自由选择权。目前国际社会为实现三类机制复杂化的协同做出了艰苦努力,除了强化国际领导,还设计出协议连接、制度联系的解决路径。中国参与复杂化的气候治理机制需要着眼于资金效率、碳排放统计等基础能力建设的提高,一方面与欧美合作共同实现国际领导的供给,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机制复合体、机制集群、机制联结这三方面都有针对性的措施,分层次、分阶段、分领域推进。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环保背后的政治

全球气候在变暖,科学家认为这将对全球环境和经济有巨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关注,数次召开国际会议研究对策。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崛起,这两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中国更是被认为二氧化碳的排量即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4月30日至5月4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组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会议,研究应对全球变暖的办法。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对环境的损害显然是最大的,以往在这类会议上,往往由不受环保主义者欢迎的美国出头担任绊脚石的角色,但这次会议美国一反常态地变成了沉默者,而是让中国承受了阻碍谈判的大部分罪名。     

拜登政府的全球气候变化领导政策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长期呈现周期性变化特点。围绕气候问题,拜登政府强调引领清洁能源革命和重回气候治理,重视国内清洁能源发展、气候议题科学化塑造、气候治理多边主义,希望在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提升美国的气候治理领导力。在国内,拜登政府欲依托科技创新、刺激需求、投资基础设施等措施使清洁能源融入美国经济进程;在气候外交方面,美国将推动相关问题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中的主流化。拜登政府设计了“团结应对策略”,将盟友、峰会外交、经贸合作、对外援助和投资、技术标准、区域合作等内容融入其中,并突出气候变化与安全、人权的相关性。在对华气候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将对中国实施限制性气候合作策略。虽然中美合作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的“2摄氏度”目标,也有助于全球低碳经济良性发展,但在气候治理领导权、全球低碳标准领域,中、美两国仍存在竞争。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与台湾的参与策略

近年来,两岸经济合作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ECFA后台湾加速推进与国际经济体商签经济合作协议,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造成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局面更加复杂,台湾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在岛内备受关注,并成为台湾当局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评析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了大幅倒退。在联邦层面,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持质疑态度,在相关人事安排和政策落实方面呈现明显的"去气候化"特征。在地方层面,各州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难以形成合力。部分地方政府虽然希望做出积极应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成效有限,难以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积极影响。鉴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其失衡、低效的国内气候政策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不仅对美国自身,而且对其参与的双多边气候合作以及全球气候治理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阿富汗国家重建进程与前景展望

"9·11"事件之后,美国以武力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随后开启并主导了阿富汗国家重建进程。阿富汗国家重建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曾取得积极进展。但随着时间推移,上述重建领域面临日益严峻的问题和挑战,甚至陷入停滞。究其原因,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是症结所在。作为拥有相当民众基础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塔利班坚持以武力打击阿富汗政府,抵抗美军等在阿富汗驻扎的外国军事力量,导致阿富汗战火持续至今。在此情势下,美国的阿富汗战略重心转向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并最终与塔利班签署了和平协议。展望未来,阿富汗局势能否向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与塔利班落实和平协议以及阿富汗内部政治谈判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