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与对策

互联网极大地激发了公众讨论、参与和监督政治活动的积极性,网络群体性事件也成为这一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形成了基于社会舆论对政治系统的压力,促使其接受网络舆论并作出反应。积极探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规律和特征,能够促使政府构建科学的应对策略。     

群体性事件治理方略

文章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危害和客观积极作用作了分析,认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经验是正确决策、落实政策、超前疏导、依法办事。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应妥善处理预防与处置、宏观预防与微观预防、原则性与灵活性间的关系。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和对策

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困难重重。同时,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也决定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不能单单依靠政府,必须构建多元治理机制。当前,非政府组织正以独特的功能优势填补着政府因能力不足造成的“管理真空”,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规模也有扩大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是,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创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化解群体性事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让其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二是政府要依法行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三是确保司法公正,强化司法权威;四是公民应依法行事,理性对待群体性事件。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公众参与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宁波“PX”事件为例

政策议程设置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对外部众多要求进行考虑和选择,并将部分要求纳入行动计划的过程。豪利特（MichaelHowlett）和拉米什（MichaelRamesh）认为,如果要理解政策议程,“必须知晓个人或群体的政策需求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政府是如何对政策需求做出反应的”。     

试论科学治理群体性事件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科学处理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重点。把握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是新时期我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任务。     

政治参与理论下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对策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此有不同的解读。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群体性事件是一种非制度的、无序的政治参与行为。为此,应该增强体制的供给能力,拓宽参与渠道,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对公民的法制教育,从而引导民众有序的政治参与,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关联,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试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其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社会条件下出现的新型社会问题,既是典型的社会突发事件,又具有以网络舆论和信息传播为基础的特点,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探讨如何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可以为公共部门应对群体性事件,加强应急管理能力提供有益的帮助。     

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问题及对策

政策议程设置内嵌于政治系统,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时代特色。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也开始从政府主导式、内在创始型向精英发动、多元参与的混合模式转变。当前政策议程设置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网络化和复杂化特点,政策议程模式的发展需要突破非理性的政策替代、随机性的政策行为、被动式的政策创新等多方面问题,并在主体行为、程序正义和模式创新等方面有所作为。     

群体性事件频发背景下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凸显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减少和杜绝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选择。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之道

作为当代民主理论的新思维,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公共参与和协商治理,它为中国社会转型期普遍出现的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和治理提供了新的视野。要使协商民主成为治理群体性事件中的制度化、常态化的模式,可以从建立协商民主考核机制、设立明确具体的协商民主程序、创新基层民主协商实现形式、培育社团组织和建立规范的协商对话的教育培训制度等层面进行创新和探索．     

公民表达权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

以法治方式治理国内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从群体性事件作为民众以非规范化方式公开表达诉求的面向观之,其法律治理需要兼顾保障公民表达权利与规范无序行为两个维度。民众以集体联合的"群体性行动"方式进行公开表达有其特定的正面功能,然却极易造成社会失序。因此,应充分发挥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保障公民表达权和规范公民集体行动的作用,适度放开公民表达权利行使的许可限制,将公民的集体诉求表达纳入规范和可控的法治轨道。     

从处置到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

“治理”理论向现实决策视野的复归为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新时期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事件容忍度降低、组织化趋势模糊、情绪性参与增多等诸种新型特征,治理难度加大,行之有效的出路至少应从理念变迁、主体变迁、方式变迁等三个方面加以探索.     

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探析

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追成了重大影响,政府应对群体性交发事件的能力面临巨大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已成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文章从我国群体性交发事件治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着眼,提出若干建议与对策,以提高我国治理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     

社会领域群体性事件法治化源头治理机制研究

正国家与社会二元的理论建构起源于近代。"社会"最初被视为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状态。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的体系,整个社会就从逻辑上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个领域,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后者则是"普遍的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1]。由此引申开去,社会领域显化为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国家治理实践的生动体现。就行动主义的实践旨趣而言,只有当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有效运行并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制度优势的实践价值。从公共政策过程来看,政策议程设置理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都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即以人民需要为逻辑起点,其根本目标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因此,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应当遵循“权利—协商—合作”的基本路径,即以人民合法权利为价值目标、以民主协商为关键环节、以合作治理为行动路径。与此同时,需要通过适当的机制将人民需求有效地吸纳进国家治理的政策议程,并转化为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和政策产品。基于此,应系统构建人民利益表达机制、政策议题筛选机制、协商互动引导机制、政策效应反馈机制,从而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切实有效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价值考量及其限度

在群体性事件中,缺乏制度化的对话机制是导致公众的诉求非制度化表达的重要缘由,而民间组织以理性的特质在政府与公众之间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于满足公众有效获取信息、实现利益整合、促进理性表达和增强民众博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治价值。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及其消减途径探析——一个政治文化的分析视角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臣民性和依附性、专制性和人治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传统政治文化正由臣民政治文化向公民政治文化、由依附政治文化向参与政治文化转型。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没有顺应这一变化，其治理理念中尚存的专制性和人治性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因素。消减群体性事件必须实现政府治理理念向民主服务型和法治型转变，加强民众参与机制供给的数量和可操作性并使其制度化。     

冲突的社会功能与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制度化治理

冲突是任何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矛盾。面对社会冲突的多发和凸显,必须首先辩证理性地认识冲突的社会功能;然后,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纳入常态化的视角进行制度化治理。在借鉴社会挫折理论等流派的基础上,提出了挫折重组理论,阐析了其在应对和处置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