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讯制度演变规律之研究

刑讯制度在中国走过了一条很长的历史道路 ,总体上可分为自愿刑讯时期、被动刑讯时期及形式上消亡时期。其中 ,被动刑讯时期最长 ,含奴隶社会末期及大部分的封建社会时期 ,具体又可分为西周确立、秦汉定型及唐宋完善等时段。中国刑讯制度的发展演变体现了世界规律性与中国本土性的综合。中国刑讯制度在历史上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 ,是渐进性与突变性的统一。     

唐律“拷囚”制度评析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又标志着中华法系的成熟与完善,本文力图从唐律中"拷囚"制度入手,评析唐代这一颇具特色的刑讯制度,以揭示出在刑讯这一古代司法制度领域中,唐律所体现出的成熟性。     

中国古今刑讯比较研究

古今刑讯本无可比性而言，但因多年来的种种误导，人们总是将现实中的刑讯现象与古代刑讯制度相联系，为正本清源，就二者的性质、目的，适用的条件、对象、程序、法律责任等予以比较。     

论新刑诉法中看守所的预防刑讯功能

看守所之所以作为羁押场所出现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之中,应当归结于刑事诉讼法羁押制度的需求.羁押是刑事诉讼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少从时下的社会发展状况看是这样的.离开羁押制度,看守所制度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因此,看守所展现的形态模式,是由刑事诉讼制度所决定的.而看守所在我国刑事诉讼体系中所承担的角色,也伴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不断完善,而悄然发生着改变.2012年的新刑诉法突出了看守所在诉讼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使之成为独立、唯一的未决羁押场所,不依附于其他办案单位.尤其是强化了其预防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现象的重要功能.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及其评析

刑讯作为野蛮的“刑”与文明的“讯”结合而成的取证方法，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两千余年，这一方面反映了其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却又足以说明了其价值所在。因此，不顾其存在的客观历史奈件而简单地对其功过一概否定或者肯定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从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沿革入手，就古代中国刑讯制度化、法律化的形成、原因、特点等诸多相关问题予以了阐述，目的在于客观地评价中国古代的刑讯制度，从而扬“讯”之长，避“刑”之短，以完善今天的证据制度。     

法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刑讯制度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以重视口供以及与此相关的刑讯逼供为其突出特征,其中刑讯逼供历经战国时期的发展至秦朝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断狱手段,这与法家思想的理论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法家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重刑主义思想为刑讯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     

有关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几点思考

刑讯制度是我国古代司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制度,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文章对其中的四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它们是：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主流是积极的,许多审判都少不了它;刑讯制度与冤案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是违法刑讯才导致了冤案;中国古代的刑讯制度在古代东方法中处于领先地位,也是最完备者;在本世纪初的法制改革中,中国政府开始禁用刑讯,但没有取得成功,究其原因又有多个方面。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讯问题

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严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命案必破”为代表的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对于严厉打击犯罪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却也成为引发刑讯的一大内在诱因。这背后有国家、社会、个人三重利益的强力支持,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伦理支撑。在价值博弈中,协调功利与正义的关系,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以完善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是遏制刑讯的必然要求。     

百年来我国刑讯废而不止的源头审视——以清末废除刑讯为视角

中国清末法律即废除了刑讯,然而,百年来刑讯事实上从未停止。对此,有必要就废除刑讯的背景、原因及不同文化引发的争论予以考察。尤其应对废除刑讯的直接目的在于收回治外法权,缺乏自身的理论支撑;只注意到刑讯现象的不科学,忽视了刑讯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只屈从列强模仿西方法制废除刑讯,而对中国废除刑讯制度的条件考虑不足;一味侧重对刑讯的废除,相应思想理念的更新不到位等问题予以反思,以期中国废除刑讯的法律与实际的吻合。     

刑讯与五听:“情实”背后的身体思维模式

五听一般倾向于通过被讯问者身体情态的自然流露获取查案的线索,刑讯则致力于将惩罚作为一种证明罪证事实之有无的直接手段,二者在追求情实的总体目标下获得了统一性,其背后是中国古代独特的身体思维模式运作的结果。刑讯与五听渊源于原始初民社会的神裁法机制,在将巫术的神圣仪式与法律的裁判技术巧妙融合的过程中,讯问双方的身体与神意探知的真相达到了一种人神互渗、主客同构的原始思维的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构成了古代狱讼审断中,司法官吏实施刑讯和五听手段背后的身体思维模式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及其评析

刑讯作为野蛮的刑与文明的讯结合而成的取证方法,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两千余年,这一方面反映了其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却又足以说明了其价值所在。因此,不顾其存在的客观历史条件而简单地对其功过一概否定或者肯定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从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沿革入手,就古代中国刑讯制度化、法律化的形成、原因、特点等诸多相关问题予以了阐述,目的在于客观地评价中国古代的刑讯制度,从而扬讯之长,避刑之短,以完善今天的证据制度。     

“反对帝国主义”思想与中国民族革命

反对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革命必须达到的目标。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以及苏俄新政权需要东方革命的背景下,反对帝国主义思想被引入中国。国共合作之后,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成为当时国民革命努力奋斗的目标,也被纳入当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中。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检察刑讯超公安”警示了什么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实施一年多来,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等多方面有一定进步,但律师会见难、刑讯逼供转移等问题仍亟待解决。多位法律界人士认为,贯彻落实新刑诉法最好的是公安机关,看守所的管理变化最大。然而,检察机关却出现退步,刑讯逼供已经向检察机关转移。在有的地方,检察机关刑讯逼供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已经超过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刑讯逼供超过公安机关,这个说法让人猛然一惊。在人们的印象中,像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张氏叔侄案等近年出现的刑讯逼供冤案,都发生在公安机关侦办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侦办案件以刑讯逼供酿下冤案的似乎还很少听说。     

试论德沃金的“反对政府的权利”理论

平等地关心和受尊重的权利是德沃金权利理论的核心内容 ,反对政府的权利也正是以此为核心价值。德沃金认为反对政府的权利是公民所享有的一项道德权利 ,它的强硬意义意味着社会普遍利益、多数人的利益及预想的重大利益都不能成为剥夺它的正当理由。同时 ,公民的这一权利的实现需要得到政府的宽容。     

逻辑反叛——读王沪宁的《美国反对美国》

“逻辑反叛“主要是指事物本身内在的两种相对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过程.“逻辑反叛”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其中就《美国反对美国》这本书来说,逻辑反叛从书名本身说起,然后通过对民主与非民主、传统与现代化的逻辑反叛大观园,展示事物本身的两种相对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过程,最终回归到对人的逻辑反叛,希望从对人自身的反叛中寻找到破解逻辑反叛的路径,就是不加管理的任其自由反叛,让肯定性力量和否定性力量在反叛中自由寻求平衡点.     

浅论司法人员刑讯行为犯罪心理结构的形成与矫治

刑讯逼供是现实中多发、普遍的执法犯法的行为.本文试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引入犯罪心理结构的概念,分析了犯罪心理结构形成的内外部因素,并针对这些要素,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庭审中公诉人“反对权”的正确使用

“反对权”,是指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公诉案件过程中,控辩双方针对犯罪事实、证据、定性等各方面进行讯(询)问、质证及发表意见时,认为对方出现不当诉讼行为,将会产生不利或妨碍自己诉讼主张时,要求或提醒审判长给予制止或否决的一种权利。庭审实践中,如果公诉人对“反对权”使用正确、恰当,对于准确指控犯罪,掌握庭审主动权,控制庭审局面,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庭审效果,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行政处罚权下放：从“悬浮式治理”到“嵌入式治理”的逻辑理路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层治理往往处于“权责不对等”的悬浮状态。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权下放的内容为乡镇政府、街道办执法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于通过赋权下沉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行政处罚权下放所倡导的“嵌入式治理”既是国家推动基层治理改革的要求,也回应了基层政府的迫切需要。本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内在逻辑和制度逻辑四重维度对行政处罚权下放进行分析,以期阐释通过行政处罚权下放解决“悬浮式治理”困境的逻辑基础和历史必然,并找出从“悬浮式治理”向“嵌入式治理”转变的可行之路。     

“反对”在庭审中的运用

“反对”是庭审中的诉辩用语，对于公诉人而言是指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过程中针对辩护人违反诉讼活动规则和要求的发问和发言，向审判长提出要求予以制止的语言表示。1997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反对”在庭审中的恰当运用不仅可以增强庭审的抗辩性，也可以实现控诉犯罪的目的。有效地运用并得到审判长支持的“反对”具有如下意义：一是可以反对无理辩护，打断和干扰辩方为进行无理辩护而建构的逻辑思维体系；二是可以成为公诉人控制驾驭庭审的一个有利手段；三是可以维护被害人、证人合法权益，维护检察机关既作为公诉机关又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形象；四是在控辩力量对比中，凸显控方上峰优势，树立公诉人良好的庭审形象。     

略论反刑讯逼供——从《论犯罪与刑罚》之刑讯篇谈起

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在其传世名作《论犯罪与刑罚》里,对刑讯逼供进行了谴责.时至今日,刑讯逼供在我国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依然没有消失,本文就此现象进行尝试性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学界观点提出摒弃刑讯逼供现象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