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顺直省议会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变革途程中的重大关节点。80多年来,有关五四运动的研究始终是海内外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直隶地处畿辅重地,浓重的危机感牵动学、工、商、农、军等各界都不同程度上参与到运动中来。在这其中,作为一省代议机构的顺直省议会也有相当的表现,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彭明与五四运动研究

五四运动研究起步很早，1923年瞿秋白在《新青年》季刊版的“新宣言”中就曾谈到了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往后几近一个世纪中，人们对五四的研究热情有增无减．且渐有铺天盖地之势。五四运动研究史虽悠久．可终身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彭明在各级各类研究人员中相当突出．他自1946年开始收集资料直至2008年去世．从未间断对五四的关注。所以。在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     

包惠僧与武汉五四运动

包惠僧是否参加过五四运动,过去仅有他自己的一说:"五四运动起,余以新闻记者及学生身份参加武汉及北京学生运动",缺乏具体史料的支撑。笔者近几年挖掘出的包惠僧为《汉口新闻报》、《大汉报》撰写的报道中,有大量报道武汉五四运动的消息,证实包惠僧不但以记者身份对武汉五四学生运动的各方面情况作了大量有倾向性的详细报道和评论,而且很可能参与到武汉学生联合会的计划中,有意识地运用媒体的平台和力量,对学生运动的进展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助推和引导,其拳拳爱国之情,在报道中亦充分流露。     

试论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且在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个坚强的主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和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     

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1920年4月22日．陈独秀在中国公学第二次讲演会上的讲演中，就做出结论：“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逼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     

浅析朝鲜三一运动与中国五四运动

朝鲜在1919年3月1日这一天爆发了大规模的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无独有偶，两个月后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两次运动爆发的国际背景相同，时间相近，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但是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也使得两次运动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本文针对两次运动的背景、过程以及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求得对两次运动更加深刻的理解。     

彭明与五四运动史研究

2008年6月27日上午,我接到人民大学党史系办公室小吴的电话,说彭明在9点多去世了.我吃了一惊,前几天我给老彭打电话,他还说挺好的,怎么一下就走了.之前,他因吐血发现胃癌,动了手术.     

“五四运动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座谈会召开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为纪念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5月8日。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国现代史学会、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召开了“五四运动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座谈会。来自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20余人参加了会议。     

恽代英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精神，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其后不久，世界上各种思潮便如闪光的星体般划过神州夜空，引起了中华儿女中有血性、有思想的年轻一代的竞相追求，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人才上作了必要准备。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了革命火种。他一生跌宕起伏，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说：“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纵观他的一生，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已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与中共建党

1928年，莫斯科。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中共代表瞿秋白走上讲台，向苏联同志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演讲他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创始人”     

五四运动研究史上若干论争综述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具有非凡意义的大事．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一般意义上称之为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但关于它的相关内容并不是毫无争议的．本文拟将五四运动研究中涉及的有关争论梳理如下：     

回忆许德珩老师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许德珩教授是我解放前在北京大学学习时的恩师．他对我的教诲，令我终身难忘。我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昆明读《新华日报》知道许老的。他当时是著名的参政员．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倒行逆施、专制腐败，抨击最严厉。《新华日报》经常报道他和他领导的九三学社的爱国民主活动．刊登他对国是的看法．很受大后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拥戴。     

论计量史学与中共党史研究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将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引入到党史研究中.计量史学方法的应用适应了这种时代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党史研究的精确性,有利于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有利于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不过,从党史研究自身的特点和党史资料的局限来看,计量史学方法还不能成为党史研究的核心方法,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在应用计量史学方法进行党史研究时,要注意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更要考虑到历史事件的偶然性,防止落入"数据教条"的怪圈.     

再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中共党史研究对象从史学理论层面去认识 ,应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历史事件、历史言论、历史经验教训、历史发展规律、历史人物、历史器物、历史典章制度等。有直接的研究对象 ,也有间接的研究对象。     

论计量史学与中共党史研究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将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引入到党史研究中。计量史学方法的应用适应了这种时代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党史研究的精确性,有利于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有利于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不过,从党史研究自身的特点和党史资料的局限来看,计量史学方法还不能成为党史研究的核心方法,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在应用计量史学方法进行党史研究时,要注意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更要考虑到历史事件的偶然性,防止落入"数据教条"的怪圈。     

1928年至1948年《中央日报》对五四运动的评论

《中央日报》1928年2月1日创刊于上海，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虽然该报前身可追溯到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但因彼时该报思想激进，后起的《中央日报》报社对这段历史不愿认同，遂作了巧妙的技术处理。经历土地革命、抗战风云，以及日本投降后的国共相争，《中央日报》几经颠簸撑到了1949年，终同国民党大陆政权一样走向它的末日，该报1948年在台湾创设的《中央日报》台北版沿续了它的生命。     

读《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一文有感北大核心CSSCI

《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登载了董国强的《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一文。对于此文,一方面,我感到很新鲜,因为该刊过去登载这方面的文章似不多;再一方面,我觉得董国强这篇文章对推进“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确实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