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捷致智：敏捷治理引领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内在机理研究——以济南市智慧审批实践为例

智能技术的运用是政务服务转型的趋势。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如何顺势而为,实现政务服务的智能化转型？既有研究认为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受技术赋能和权力配置双重驱动,并揭示了转型中的潜在风险,但尚未明确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可行路径,亟待理论层面破题。相较于传统治理范式,敏捷治理为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构建了理论进路。基于此,本文从理念转型、治理情境、治理结构、治理流程和治理工具五个维度发展了敏捷治理框架,并以济南市智慧审批为案例,从四个方面提炼出敏捷治理引领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内在机理。一是价值引领,即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善治思维引领政务服务智能化转型的全过程。二是组织调试,即政府应构建具有适应性的组织结构、运用多样化技术工具主动拥抱风险。三是流程再造,即打造需求导向的、极简化和弹性化的智能化政务服务流程。四是关系重塑,即以智能技术运用为契机实现部门协作、社会协同。本文丰富了政务服务转型议题的研究视角,检验了发轫于西方的敏捷治理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适用性,并为实务改革提供参考。     

行政审批数据资源开放的实践思考——基于“一站式”政务服务的数据治理

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治理变革,需要对政府的职能配置、组织体系及运作方式等重新检视和发现。行政审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行政审批数据资源是行政机关与申请人互动形成的政府数据,既具有涉及面广、主体广泛、内容丰富的特征,又具有指向清晰、针对性强和数据视角多元、便于分类整理的特点,有着宽阔的社会化应用前景。审批数据开放的整体组织、系统实施,需要政务服务中心承担起主体责任。     

互联网时代行政审批的流程再造--以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一门式”政务服务改革为例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着力点,同时也是治理行政审批领域腐败问题的有效举措。在互联网时代,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手段加强行政审批的流程再造,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一门式”政务服务改革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大力推动行政审批的流程再造,取得了良好效果,并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作为一个地级市的区级行政单位,在不进行大规模机构改革的条件下,运用互联网技术推进行政审批的流程再造,较好解决了行政审批环节办事效率低下和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对于互联网时代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打造国际化标准政务环境——以成都武侯区行政审批服务便民化标准化改革为样本

政务环境的改革优化是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领域,其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是"牛鼻子",是改革的着力点。成都武侯区立足区域发展位势能级的提升和产业功能区优势,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引擎,以审批服务"集约化、标准化、智能化和信息化"平台建设为助力,在促进政府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的创新上作出了探索,为推动全区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作出了尝试。本文以重点问题为导向提出深化武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四条路径:碎片化问题与整体性治理方案、重数轻质问题与"含金量"提高、合法性问题与法治化程度提升、信息化问题与互联互通平台构建。     

数字治理视域下地方政府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策略研究——以广州“一窗式”集成服务改革为例

完善的政务服务是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关键。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地方政府积极创新政务服务模式,如广州推行一窗式集成服务改革,大大提升了政务服务效能,优化了营商环境。但在网上政务服务供给能力、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制约地方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的因素,需要从顶层设计、优化服务、深化数据应用、健全制度体系、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提升策略。     

政务数据跨界治理的逻辑架构、现实痛点与实践进路

政务数据跨界治理的关键在于数据协同,打破科层制的壁垒,以数据流与业务流的关系为依托,突破传统组织机构的边界,实现跨领域包括跨层级、跨地区、跨部门的业务协同。由此,提出包括政策文件、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和治理工具等方面的政务数据跨界治理逻辑框架结构。具体到政务数据跨界治理实践,其困境主要集中在体制和科技两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数据共享难易和技术复杂程度的维度分析了政务数据跨界治理的难易程度,认为制度供给、业务协同以及技术创新是优化政务数据跨界治理的路向。     

以“大数据+政务服务”构建橄榄型政府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

传统政府治理面临“哑铃型”治理困境,如“两头大”,审批机构众多、执法队伍林立;“中间小”,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大数据+政务服务”有利于实现橄榄型政府治理,其“两端小”,行政审批提速增效、行政执法顺畅高效,“中间大”,增强公共服务职能。以“大数据+政务服务”构建橄榄型政府的基本路径是：发展数据驱动下的一体化协作平台,实现审批简而集中;打造数据助力下的综合行政执法新模式,保证执法综合而顺畅;聚焦政府数据治理,保证公共服务强而到位。     

政务数据协同治理的主要目的、基本形态和实现路径

政务数据协同治理是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有力支撑。具体来说,政务数据协同治理在主要目的层面,是为了促进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的融合,并进一步实现政务数据价值的最大化。由此确立了政务数据协同治理的一系列形态,围绕治理主体、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技术创新与公民需求,不断提高数据质量和服务的专业性,实现数据治理的协同效应。为此,政务数据协同治理应采取以下实现路径,即聚焦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政务数据协同治理的整体性和规范性,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公共价值的耦合和内聚。     

标杆管理理论视域下的基层政务公开研究——以陕西省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为例

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是国务院办公厅安排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目的是总结出适合基层特点、符合治理要求、便于服务群众的政务公开模式和途径。通过对陕西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工作的分析,可以发现基层在公开理念、公开内容、公开标准、数据共享、工作机制及精细化程度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环节。作为一种渐进式管理方式的标杆管理理论,其蕴含的系统优化、不断完善和持续改进的基本思想,可以为陕西乃至全国下一步的试点工作提供改进思路,有助于探索提炼出更有效率、更易推广、更符合基层实际和群众需求的政务公开工作模式。     

地方政府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的路径——以浙江湖州行政审批服务为研究对象

行政审批作为政府管理的一个方面,必须在从传统的官僚制层级审批转变为无缝隙的立体服务型审批的过程中,寻求一种新的审批模式和一整套有别于传统的制度原则,才能更好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浙江省湖州市行政审批改革为学界研究地方政府管理与服务创新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可以通过湖州案例,研究行政审批的转型过程,来探讨行政审批改革的路径选择;进而提出地方政府管理与服务创新可以通过行政审批改革的路径回归公共服务。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践与启示——以福建省漳州市行政服务标准化建设为例

漳州市作为中国地方政府效能建设的发祥地之一以及福建省最早建立行政服务中心的城市,从2011年开始进行较为系统的行政服务标准化实践探索,在纪检监察、体系建设、政务模式、规范执法上已经取得了成效.今后漳州市还需要推动行政服务理念从“以效率为导向”向“以公民为导向”转变,推动行政管理体制从“单兵突进改革”向“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推动行政服务质量从“政府评判”向“公民评价”转变,推动行政服务目标从“回应型”向“参与型”转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治理能力评价——以新冠肺炎为例

优化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综合治理水平是现阶段我国面临的迫切问题。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背景下,结合政府治理现状和面临的新挑战,以国家、地方政府和基层为主体视角构建一套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政府治理水平和质量进行科学量化,评估其应对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管控效能,提高治理效率,可为实现新时代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探索

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各级政府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提供政务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网通过县(区)、乡镇(街办)、村(社区)三级联动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政务服务平台,克服了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的现实环境,让政务服务伸到人民身边;跨越了山大沟深的地理环境,让政务服务进入人民家中;突破了人居分散的社会环境,让政务服务深入人民心中。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是新时代不断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多元化政务服务新需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和新的路径。     

阳光政务监督机制创新研究——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为例

自2015年8月起,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在推进阳光政务改革上,推出了六项创新举措:一是设计了1+4+4+1框架网络结构体系,二是推行政务公开横向到边、全面覆盖,三是保障决策监督纵向到底、严格高效,四是采取制度+科技监督权力公开,五是预留特事特办的绿色通道,六是实行全过程同步监督问责。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使政务活动实现了从部分公开向全面公开、从结果公开向因果公开、从及时公开向实时公开、从侧重内部监督向内外监督并重。广东交通运输厅的实践表明,在推进阳光政务监督过程中,上下合力是前提、纵横结合是基础、内外协作是保障。今后,深入推进阳光政务监督建设,可从持续推广完善阳光政务建设模式、深化开展阳光政务监督建设、全力打造为民、务实、清廉的阳光机关等方面着手。     

公共服务市场中的治理工具——以广州市购买服务为例

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为规避市场机制的潜在风险,政府应运用不同于传统管理工具的治理工具。现有研究虽关涉新政策工具,却未能论及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甚或社工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本文基于对广州市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发现广州政府综合运用了经济工具、行政工具和法律工具三大类治理工具。这三大类治理工具共分为十四项,包括:资源支持、方向指引、行为监管和市场营造等内容。这套治理工具组合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推动广州市社工组织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广州市公共服务的效果。这是一套直接间接兼备、软硬并施、合作式、多样功能的复合式治理工具,保证其在实践运用中能有效契合公共服务市场化之情境,即立足于市场机制,发挥宏观调控之效用。而之所以广州市会选择这些政策工具,是基于其特殊的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几项因素。随着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不断深入推进,政府在治理公共服务市场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有效选择政策工具的组合。     

乡村振兴视野下基层治理的路径探究——以马边彝族自治县福来村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马边彝族自治县福来村在推动基层治理中,通过党建引领促发展、产业发展促增收、人才振兴强保障、“三治融合”促和谐,积极探索乡村治理发展模式。但纵观各地乡村基层治理实践还存在农村后备人才力量不足、村民自治“行政化”突出、依法治理水平亟待提升、发展内生动力仍然不足等问题。以福来村为切口可知,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要以党建引领带动产业发展,以法治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以人才支撑提供不竭动力,以规范权责优化服务职能,以乡村自治厚植文明乡风。     

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研究——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在经历着国家角色和政府改革的变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管理格局,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如,中国的基层治理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其运行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目标等与治理理论有着惊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个案,分析研究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内在联系,说明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协商民主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政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