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公司业绩——基于两种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CSSCI

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由管理层道德风险行为引发的对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的直接侵害,另一部分是管理层因风险规避而投资不足造成的产出缺口,文中将之分别定义为"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而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设计初衷,旨在统一股东与管理层目标函数的股权激励,一方面通过提高管理层为道德风险行为承担的私人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增加管理层投资决策的私人收益,理论上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对2006-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证实,股权激励显著降低了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进一步地,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这两种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股权激励以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为路径,间接提高了公司业绩。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公司业绩——基于两种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由管理层道德风险行为引发的对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的直接侵害,另一部分是管理层因风险规避而投资不足造成的产出缺口,文中将之分别定义为"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而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设计初衷,旨在统一股东与管理层目标函数的股权激励,一方面通过提高管理层为道德风险行为承担的私人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增加管理层投资决策的私人收益,理论上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对2006-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证实,股权激励显著降低了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进一步地,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这两种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股权激励以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为路径,间接提高了公司业绩。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研究

以2007—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周期阶段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程度及方向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周期阶段企业均会同时选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两种不同方式灵活调节盈余；相比较而言．成长期与衰退期企业主要利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向上调节盈余，而成熟期企业主要向下调节盈余。此研究结论为探讨加强对上市公司监管的途径提供了有效参考。     

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FDI流入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8年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FDI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资银行进入通过产业关联、降低信息不对称和融资成本等显著促进了中国FDI流入。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提高中国利用FDI水平应注重发挥银行业开放对FDI的带动作用。     

国有企业管理层防御与盈余管理

管理层防御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热点议题。在国有企业，管理层防御问题相比于非国有企业的更为严重，这通过管理层防御的权力基础进行了论证。然后进一步阐述了国企管理层盈余管理的方式、动机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最后提出了治理盈余管理的措施。     

数字金融与企业盈余管理——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信息不对称导致传统金融业难以识别企业真实经营状况,为获得信贷资源,企业可能进行盈余操纵行为。数字金融的激励效应和信息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缓解企业资源困境,进而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研究采用2011-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通过降低负债率、优化公司治理水平提升企业盈余质量;数字金融对于现金流少、市场化水平低的企业作用更显著;作用效果具有滞后效应,且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研究结论从数字金融方面对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新的证据。     

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企业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财务信息对于企业契约的形成和执行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会计信息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布是不对称的,为抑制企业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需要为企业财务报告的生成构造良好的监管机制。在这一个机制中,经营者薪酬是一个重要内容。本文选取2003年12月31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股票2003年-2007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企业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负相关,适当提高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将可能成为抑制国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治理机制。     

基于A股市场的审计师专长对企业盈余的经验证据

审计师专业水平的提高带来审计绩效的改变,对资本市场而言,这种绩效的改变可改善企业的盈余质量。本文以2008-2010中国A股市场为基础,实证考察了审计师行业专长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关系。结果显示,无论审计师行业专长是连续变量还是虚拟变量,其显著性都达到了1%,这说明作为行业专家的事务所能够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盈余质量。并且,行业专长水平越高,这种对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作用越明显,这有力证明了审计师行业专长的形成与发展对我国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作用。     

债务融资、优惠贷款利率与管理层政治背景——来自我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利用1999-2009年度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管理层政治背景与企业债务融资及优惠贷款费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管理层政治背景不仅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融资机会,而且有助于企业获得更低的贷款费率。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管理层的政治背景与优惠贷款费率之间不再存在正相关关系。应当降低我国当前金融市场的债权债务软约束,为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条件。     

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的管理层动机研究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的管理层动机进行分析和检验。研究发现管理层变更与公司自愿性鉴证之间显著负相关，而财务报告审计意见、股权集中度、再融资需求、经营业绩与公司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之间显著正相关。监管法规对内部控制鉴证的鼓励性规定，对管理层而言既是约束也是契机。管理层自愿接受内部控制鉴证的行为是监管法规鼓励的结果，但也有考虑自身利益的因素在内，文章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实证研究

本文对2007-2009年我国2344家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动态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每年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有显著不同的特点：财务风险、管理层可支配现金流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有重要影响;股权集中度、股本规模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股权流动性并不影响现金股利支付水平。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基本琼斯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就股权集中度而言，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之间呈现一种U型关系；随着控股股东数量的增加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距的缩小，股权制衡度将提高，从而盈余管理的程度将降低。     

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以2010—2018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和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及二者对公司治理的共同作用机制,可以发现:无论是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还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履行,都能够显著提高整体的公司治理水平;内部控制和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二者共同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将研究数据扩展至2019年,通过稳健性检验可以验证结果的稳定性。     

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有效性研究

上市公司建立股票期权激励制度,通过分配上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产权重新界定,达到对公司现有管理层进行有效激励与约束,实行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本文利用期权理论,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建立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有效性。     

CEO过度自信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尽管监管制度越来越严格,盈余管理现象发生的频率却越来越高。盈余管理不是单纯的财务金融问题,更是多方利益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我国的中小上市公司中,CEO多具有绝对的决定权,伴随产生的就是存在较为明显的过度自信倾向。实证检验表明:CEO长期过度自信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较高,而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较低;CEO短期过度自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表现为,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较低,而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较高。     

关联交易、盈余质量与大股东利益侵占——基于效率观与掏空观的实证研究

以2009年的截面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考察了关联交易的不同类型对盈余质量产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当关联交易发生在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集团之间时,关联交易会降低盈余质量,表现为＂掏空效应＂;当关联交易发生在上市公司与非控股集团之间时,关联交易提高了盈余质量,表现为＂效率促进效应＂。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选取2005—202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东、中部地区更加明显。传导机制分析发现,财政分权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水平的提升。人力资本在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作用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的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规律。因此,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实行多元化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多渠道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塌陷的影响：来自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在探讨区域塌陷内涵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影响的具体机制,然后采用2011—2018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塌陷的作用效果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明显缓解了区域塌陷,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分区域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缓解了东部与西部的区域塌陷,但加深了中部地区的区域塌陷。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增加居民收入、促进产业升级以及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这四种机制来缓解区域塌陷。因此各地要积极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切实开展跨领域产业融合,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方式,逐步走出塌陷,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略论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实践与完善

目前,我国实施股权激励有职工持股、管理层持股、管理层收购与管理层员工收购等多种形式。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完善企业股权激励机制应采取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政策、选择合适的股权激励模式、完善股权激励的市场环境、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股权激励操作等多项措施。     

市场竞争、盈余压力与创新投入

基于上市公司研发决策时会面临源于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双重压力,以我国2007-2016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考察资本市场盈余压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市场竞争程度与创新投入之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竞争不足和竞争过度都不利于上市公司进行技术创新,这种关系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2)盈余压力可以调节市场竞争程度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创新投入的影响会因上市公司面临的资本市场盈余压力的强弱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