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本文从历史角度研究国际秩序内涵、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引申出政策含义。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巨大,大国崛起必然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带动国际秩序的变革;20世纪的国际关系集中体现了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三次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诉求,每次都比前者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社会的进步;当前国际秩序新与旧、消极与积极并存,正处于转型期。     

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新兴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

2010年9月14日-15日,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德国卢森堡基金会在京联合举办了“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近40位中外学者政要与会,就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金融危机后新兴大国的发展走势、新兴大国合作的现状与前景及新兴大国与国际新秩序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选取四位专家的研讨会论文刊出,以飨读者。     

大国崛起准备的理论启示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大国规划和设计自身崛起之路的意识正越来越强,既是为了防止自身崛起态势受到压制和阻碍,也是为了尽量巩固自身崛起成果。随着诸多地区大国力量快速上升、传统大国力量发展相对停滞,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及其推动的国际体系艰难转型,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最受瞩目的重大事件。     

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影响

当今国际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快速发展。国际社会称之为发展中大国的崛起。     

日本的崛起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利用

日本的崛起是其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内部改革、重视科技和国民教育之外,对大国关系的利用也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由于日本具备了崛起的物质技术与国际环境等有利条件,因此相对较早地实现了国家崛起,成为第一个非西方的现代化国家。但是,日本崛起后对邻国的侵略以及同欧美国家的殊死争夺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教训。     

殖民体系、后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描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主权国家体系,实际上涵盖了两个次级体系：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前者从地理大发现直至二战结束后,后者则自殖民体系瓦解后直至当今。在殖民体系下,主权是欧洲列强的特权,也是其对其他地区“落后民族”进行野蛮殖民掠夺、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和依据。这一体系是少部分国家享有主权、大部分国家主权被剥夺的等级体系,也是大国通过武力掠夺、殖民而实现崛起的暴力体系。在后殖民体系下,主权平等第一次在法律上得以牢固确立并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殖民掠夺和通过武力开疆拓土被视为非法,战争也被严格地加以限制：国家的崛起只能通过内修政治、外通贸易的方式和平实现。同时,密集的国际制度网络,也为后起大国实现其抱负和提升国际威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场所,为其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部分证明了后殖民体系的弹性及该体系下大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预示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前景。     

美国崛起与拓展国际空间战略的经验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发展普遍陷入瓶颈期,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动力。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冲突和摩擦频频出现。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对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何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实现和平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为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和教训,本刊约请专家撰写了系列文章,以美国为开篇,将陆续刊出。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初探

新型大国关系是冷战结束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处理大国关系新的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的新模式,是在2012年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由中美两国共同提出的,是加强双方的信任与合作,开辟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直接理论基础是相互依存理论。新的全球安全理论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理论来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路径在于推动共同应对公共安全威胁,持续拓展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建立中美两国领域广泛的安全互信。     

可持续动力:新兴大国崛起如何规避“比较优势陷阱”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给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原有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的博弈似乎预示着第三次权力转移的开始.然而,通过对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仔细剖析后发现,这些国家均面临着增长方式落后,赶超发展缺乏后劲的问题,这不仅影响新兴大国竞争力的提高,还制约着其赶超进程的进展.     

浅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及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兼具"使命意识"、"时代精神"、"创新思维"和"战略意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得以形成,并对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动力和行动指引,充分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促进新型外交格局的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在坚持中国特色大国自信和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权益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化以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为目标的全方位外交格局,确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努力维护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价值观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指引下,中国外交已经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美两国“和平崛起”之比较

国际关系中一个经久不变的现象是:当霸权国的地位受到崛起国的威胁时,它们之间的竞争有可能演变为冲突。现实主义认为这种导致战争风险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和平崛起"理念恰与现实主义这种"霸权易位、战争难免"逻辑相反。中国近十多年来一直承诺要"和平崛起",而且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之时就已经奉行"和平崛起"政策。回顾历史,能够声称自己是"和平崛起"的现代大国可能只有美国。中国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试图和平崛起的大国,考察它们各自历史经历的异同是一项有研究价值的工作。美国崛起于1865—1945年,在时间上比当今中国的崛起早一个世纪,虽然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崛起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如果有经验可供借鉴的话,中国可以从美国崛起之路学到哪些?本文在深入分析"和平崛起"的含义和中美"和平崛起"的案例可信度的基础上,比较当今中国的崛起过程与19世纪晚期美国崛起之路的主要相似点和不同点,得出了可供中国与国际社会参考的六条经验。     

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兼议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传统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相互争夺世界霸权。不仅其政治关系是分裂的,经济关系也是对抗的,没有统一的协调性制度安排。由此形成的历史惯性,使二战后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构成的两极格局依然具有上述特征。虽然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始终处于冷战状态。随着共生性全球体系的形成,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代意义,使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存在的依据在减少,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的动力在减弱,当代大国关系面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性需求和机遇。中国适时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既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希望给当代世界摆脱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提供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不仅具有理论与实践依据,而且科学把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历史趋向。     

俄国的大国时代(1762—1825)

1762—1825年的俄国凭借其军事力量成为一个大国。尽管俄国很落后,而且对军事行动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其传统的社会结构。但是作为大国,俄国有着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承受着作为大国不得不面对的压力。这些压力使俄国几乎难以承受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长远来看,这迫使俄国质疑其传统社会结构的可持续性。     

美国两党的执政经验及其借鉴意义

美国两党都是百年老党,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也各有一些教训。纵观美国政党政治史,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两党“长寿”的“秘诀”是:政党自身改革、体制创新、党内民主扩大、政党领袖常新;政党领袖的远见卓识;党内精英团结、大众的多元、政治的“纯洁”和政策的妥协。美国政党的经验教训对于其他国家的政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国家特色和国际交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丰富的实践中形成新的理念和观念,并逐步整合成为系统的大国外交理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源于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优秀的国际外交思想理论。中国集世界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三位于一体,这代表了历史的继承、当代的创新和发展的方向。外交理论同国际社会密切相关,国家特色通过国际交流而更具世界意义,中国为此需要在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超越传统思维局限和确定国际交汇合作方向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全面和辩证地处理好机遇和挑战、特色和共性、目标和能力这三对关系,从而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和平崛起”的定义和外部条件再探讨

大国崛起不仅要有内部发展,也需要合适的外部条件.历史经验表明,成功崛起的国家,既善于整合和利用国内资源,还善于利用外部资源提升其实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合理与准确的大战略,以便在各种复杂的国际挑战和压力面前能够化解矛盾、趋利避害,并避免提前卷入军事冲突或者战略摊牌.本文致力于探讨以下问题: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大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条件是什么,以及崛起国家如何处理对外关系以避免崛起遭到夭折.     

大国规避体系制衡之谜

冷战后美国霸权未遭遇典型体系制衡的现实促使国际关系学界重新思考均势理论的适用性。大国规避体系制衡的条件和机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问题之一。既有相关研究的分析层次大致包括三类,即实力结构层次、国家特征层次和潜在受制衡国战略层次。理论解释视角则日趋多元,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理论均依据各自的传统和逻辑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与此同时,经验案例的范围也逐步拓宽。不过,既有成果大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逻辑或者实证不足,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将成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深入分析崛起国缓解制衡的条件机制;明确软制衡概念的理论地位;说明大国实际行动与合法化辩护之间的关系;重视近现代欧洲以外的历史经验等。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大国缓解、规避制衡条件和机制的研究,不但具有强烈的现实政策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民心相通: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特质和重要原则

民心相通继承和贯通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开放与合作的必然选择。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民心相通以其"人民为主体"的理论特质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民心相通具有和平理论的属性,是以缔造国家间持久和平为导向的重要理论创新。推动世界各国摒弃冷战思维、超越零和博弈、实现和平共处与互利共赢的关键在于凝聚民心与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全球治理政策是否可以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其决定因素就是民心相通。确立民心相通这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原则,有助于打通多领域、多层次外交的内在联系,为多种外交形式的实践提供政策指导,并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     

亚洲的大国协调与复合地区主义

在过去10年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势头渐起,并且在未来可能还会继续。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休·怀特提出了亚洲大国协调的提议。然而,怀特的想法在亚洲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亚洲不认真对待,那么这一提议可能无法实现。本文旨在研究该提议内一些存在问题的假设,并认为,其提议应该将东盟的重要角色纳入考虑,毕竟东盟在当前亚洲举足轻重。本文力主将大国协调的概念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复合地区主义的概念,旨在阐明复合地区主义的组成要素,并讨论其将如何缓和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